作者：王建勋

　　最近，重庆、三亚等地的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地方政府表示，将采取降低份儿钱等措施来保护司机的利益；全国总工会负责人也表示，各地应当推进出租车企业组建工会，建立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等制度。毋庸置疑，无论是降低份儿钱还是组建工会，都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司机和出租车公司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助于保护出租车司机的正当利益。但是，要想根本地解决出租车业频繁发生的罢运问题，还是应当在出租车制度上做文章，尤其是破除这个行业中不适当的管制。

　　众所周知，我国出租车行业制度设计的典型特征是特许经营。其基本做法是，在某个城市设立若干家出租车公司，由有关部门确定出租车牌照的数量，然后由出租车公司“垄断”这些牌照。这意味着，想要开出租车的司机通常都得加入一家出租车公司，并无条件接受该公司设定的各种条件，包括份儿钱和押金的数额、车辆保险、维修义务等。司机要么接受这些条件，要么放弃开出租车的机会。许多司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接受出租车公司提出的条件，尽管他们有一肚子委屈。不难想象，这种制度设计的必然后果是，出租车公司总是设定有利于自己的条件，尤其是高得离谱的份儿钱。当出租车司机无法忍受巨额份儿钱时，他们几乎唯一的办法就是运用“弱者的武器”——罢运。

　　也许有人会说，由政府对出租车公司的份儿钱数额进行规定或者限制，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是一种典型的干预价格思维。且不说这种思维可能会引起出租车公司的激烈反对，单是在确定份儿钱多少才是合适的这个问题上，就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不仅因为出租车公司的购车、保险、培训、管理等成本随市场条件的变化而会随时发生变化，而且因为出租车司机对份钱的衡量标准取决于其交完份儿钱之后的收入状况，而后者则又取决于油价以及营运市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根本无法长期甚至一劳永逸地代替出租车公司和司机确定份儿钱的数额，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市场问题，而市场是瞬息万变的。

　　如果这种分析站得住脚的话，那么解决罢运难题的关键就是，改革出租车制度设计中的不合理内容，尤其是关于牌照的管制问题。一个可行的思路是，改现在的牌照垄断制为行业准入制。也就是说，由政府设立一定的出租车营运标准，包括车辆要求、司机的驾驶年限和经验等，凡是达到这些标准者均可申请出租车营运；出租车司机既可个体营运，也可自行组成合伙组织或者公司，还可自愿组织出租车行业协会，实行行业自治和自律。事实上，西方国家的出租车行业大多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制度，所以，我们很少听说那里发生大规模的罢运，因为在那种制度下，罢运损害的几乎完全是司机自己的利益。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不能放弃牌照垄断和管制制度，因为一旦放开，一些出租车司机就会损害顾客的利益，尤其是他们的安全。这几乎是反对实行准入制的最强有力的理由。可是，这种理由站得住脚吗？持这种理由的人常常举的例子就是黑车司机抢劫顾客的事情。我们需要研究和追问的是：黑车司机的不法行为并不一定是由于其没有牌照。事实上，我们在各地不乏看到这样的情景：出租车公司为了自己的高额利润，让出租车司机开着早已过了报废期的车载客。顾客的利益和安全何在？

　　最后，出租车行业准入制可以有效解决令政府头疼的黑车问题。无疑，黑车的出现就是出租车牌照垄断和管制的结果。在牌照管制状况下，只要民众存在交通需求，黑车就不会彻底消失。因此，与其靠打击和惩罚，不如采取疏导和承认办法，使具有驾车经验等条件的人成为出租车“正规军”。这不仅可节约大量“剿灭”黑车执法成本，而且可使那些符合条件的司机光明正大地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报酬，以养家糊口甚至过上体面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