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敬己

　　时间走到1984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跨入了它的第6个年头，1983年，突破了对“先富起来”的语言禁区之后，经济改革中的中国，必然要面临一个新的话题。

　　1984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提纲，当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党的决议。文件明确提出了中国要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变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成为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之一。

　　对于这个文件，邓小平这样评价：“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

　　邓小平“举重若轻”的“有些新话”，却承载了几十年时间里无数精英的努力。早在1962年，广东社科院原副院长、经济学家卓炯便提出了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预言“商品经济必将万古长青。”但一直到1981年底，商品经济仍然是个充满风险的禁忌话题。在1983年，主张“商品经济论”的经济学家薛暮桥还被批评“有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虽然这个时候离改革开放的标志性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已经过去了整整5年。

　　之所以商品经济这四个字的面世如此艰难，不妨回顾和之相对应的计划经济。提到计划经济，就会绕不过“姓资姓社”这个当时看来仍然无比重大的问题。很显然，在当时的语境下，1949年以来曾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计划经济，是无比正确的，是不能被质疑的，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那么与之对立的商品经济就只能是资本主义。好不容易才建立的计划经济，如果让商品经济掺和进来，那岂不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可不属于经济改革的范畴！

　　幸亏法制思想从来没有从有志之士的头脑里淡化。几经周折，和宪法有没有抵触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终于被写入了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要研究问题——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其中充满了政治智慧，虽然这也是一个折衷式的句式。

　　其实，商品经济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更不用说在它的前面还有“有计划的”这样的定语。但它对“资源、产品可以交换”进行语义上的解放，已经实属不易。一直到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时，说到“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才完成历史使命，商品经济才回归“市场经济”之门。

　　著名学者秋风这样总结商品经济从计划经济脱壳而出时的情状：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的理论努力甚至可以用“悲壮”一词来形容。不但如此，他还期许：中国改革要取得良好进展，至少需要一个条件——学者们能自由地就改革所涉及的理论进行辩论，公众也能够以其常识影响、参与这种辩论。相信，这不止是他一个人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