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琼

　　何宗华在生前是沉默孤独的，在他自杀死后就更沉默孤独了。记者甚至找不到一个对他了解并亲近的朋友可供采访。这位绵阳市政府办公室人事教育处处长从15楼纵身一跃，留给活着的人很少的震撼，很多的谈资。

　　据将近50%的自杀未遂者说，他们往往是在10分钟内决定自杀，即使是深思熟虑如何宗华者也未见有遗书留存。选择自杀的人在那一刻是极度自我的，只求自己解脱，绝不顾忌他人感受，即使是压垮他心灵的那最后一棵稻草，在别人那里只是轻如鸿毛。一心向死者不屑于解释自己，正如苏格拉底说：“你们去活我去死，谁的去路好，只有神知道。”

　　胡乱揣测自杀者的死因是轻浮的，轻易盖棺定论更是不负责任。绵阳有关部门对媒体分析死者因抑郁症自杀，“与灾区和工作无关”，怎么说都有一种急于撇清干系的意味。也许“地震后半年进入自杀高峰期”的说法让人恐慌，也许北川干部董玉飞因工作压力过大自杀让当地政府也“压力过大”，但对昔日同事的生命悲剧，第一反应应是表达同情，而不是分析死因排除责任。

　　不是所有非正常死亡都能简单地归咎于抑郁症，抑郁症看起来是个体的病，自杀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通常与自杀者周围社会环境与社会关系的恶化有关。把社会的病，归结于个人的病，是社会从他人的自杀中抽离出来的轻便理由。研究表明，抑郁程度高名列诱发自杀因素之首，但紧随其后的是负性生活事件产生的急性应激强度和慢性心理压力大———这几个因素同时发作，自杀才可能发生。

　　从心理学角度讲，动辄把个人际遇、内心风云与地震联系起来说事当然让人生厌，就好像一时受之灾终生受难、灾区人民生活中只有灾难再无其他。但从公共事务的角度，对受困民众进行自杀预防和危机干预，避免因制度性因素自杀，是当前亟待检视的问题。

　　死于自杀的中国人，农村比城市多3倍，女性比男性多3倍，但显然抑郁症这样高贵的病是较少轮到那些农村女性的。家庭不和孤苦无助、被家人虐待与歧视、贫病交加穷途末路，每一条都是结束悲惨人生的理由。地震灾区涉及数百万民众，在关注如何避免地震带来的应激创伤性自杀之外，当前预防自杀的务实之举，莫过于为灾区民众提供更好的生存救济、缓解家庭内的经济挤压，更要注意提供言出必践、公平公正的公共服务，以壮大灾后重建的信心，消除前路无望的负面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