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振龙

　　近日，本国开征燃油税的形势可谓“山雨欲来”，舆论的鼓与呼也随之趋于了白热化。据《21世纪经济报道》11月20日载文称，记者从多处渠道获悉，“目前发改委相关部委在开征燃油税的内部讨论中，并给出了一个非常紧迫的时间点——12月1日正式开征的可能性比较大。”若然，就合了11月18日中国发展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向《中国日报》透露的说法：“中国政府将马上开始征收燃油附加税，“今年12月1日或明年1月1日都是很好的时间窗口。”这是一个好消息。

　　至于征燃油税的百般好处，各方高论早就汗牛充栋了，笔者在此自是不必再作赘言，就补充一点好了——它不仅意味着经济杠杆调节环境保护，或意味着“费改税” ——“一税制”的深入推进，更意味着为我们经济体制双规的窘境寻找某种意义上的“突破口”，最终让市场自身成为“天然合理”的支配者、“可靠公平”的监护者。笔者想问的是：开征燃油税，我们当真准备好了吗？

　　或许，我杞人忧天了。毕竟，从1994年有关部门提出动议算起，更确切一点，从97年全国人大通过《公路法》，首次提出以“燃油附加费替代养路费等”“拟于98年1月1日实施”算起，虽次次都是“择机”，但也有十多个年头了。其间，海南省实施“收燃油加价费，取消养路费”的做法，姑且也算先声。多少都该积累了一点“前经验”吧？而据报道称，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教授表示，“目前养路费基本上是在农业银行代收，征收人员已经很少了，人员转轨便不再成为阻力和问题”——合着这被称作“老大难”的问题也解决了，按理说，开征燃油税应当是一顺百顺的才对。

　　然而，如果不是盲了双目，我们不难看到的是：与“喜鹊”频频登枝“报喜”同伍，也有“乌鸦”临门“报忧”。比如，早在7月18日，以“燃油税怀胎十余年恐继续难产”为题，《每日经济新闻》如是披露道：“政策仍不明朗”，“利益之争拦路”。尔后，“燃油税难产”的消息每每见诸报端。那么，在相距不过短短的4个多月时间，这些无可规避的“老头疼”难题果真就一下子清了吗？当然，仰脖子盼“喜讯”太久的我们，大可将“难产”之类的“报忧”视为：失望之余悲观的“虚假焦虑症”，抑或与笔者相类的“杞人忧天症”使然。话虽可以这么姑且一说，但问题本身，恐怕就并非如此简单了。

　　首先，鉴于时势来看，我们改革兼开放30周年了，改革的动力或许更足，但与之相互作用着的阻力未必不在加剧。与燃油税改革长期“呼之不出”的境遇最能构成互释关系者，当数之前已启航下水的《反垄断法》。很巧合，若是从第一次摆在台面上算起，二者都有14岁的孕龄。异常难产的《反垄断法》终于还是产出来了，但效果如何呢？这个惹人“拍桌子”的话题，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不提也罢，但试问：谁敢保证这同样无比难产的燃油税，即便真的也产出来了，却不会是又一版本的另类“《反垄断法》”？试想，现在欢呼“得子”，是否为时尚早？

　　其次，报道的结尾留下了一个很微妙的“小尾巴”，或者说是一根燃烧着的“导火索”——“据记者了解，燃油税开征的最新讨论方案中，‘费改税’的内容，已经逐步缩小到公路养路费等交通维护和建设方面的7种相关收费，但不包括过路过桥费。”不待言，有什么样的“费”改成“税”，或者说燃油税最终会收编哪些公路收费，这一点虽至今不闻公论、悬而未决，实质上却至关重要——它将直接牵动着体制内外各方各面的切身利益，注定了会成为人人争相博弈的焦灼地带。很显然，在未经各方周知、斡旋、互动之前，恐怕它不是眼下发改委的“内部讨论”或者尔后其一纸政令就能一锤定音的。于此意义上而言，真正的难产，或许还在后头。

　　总而言之吧，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燃油税就要临产了，笔者在此问一声“开征燃油税，我们当真准备好了吗”，但愿不是充当了“乌鸦嘴”，而是表达了我一公民殷殷的关切、深深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