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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西方教育是知识交易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22日08:41  新京报

  作者:薛涌(知名学者)

  许倬云先生在阐述中国古代师道之时,对西方教育有些漫画化之描述。在作为大学核心的本科教育中,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精英大学大多能保持通才教育的人文传统。教育的目标,首先是让学生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培养健康的价值观念和对社会的责任。怎么能用“知识交易”来概括呢?

  世事评说

  最近读到《新京报》上许倬云、王学泰、袁征、谢泳四学者围绕“师生关系的渊源与重建”所发表的见解。其中,许倬云先生作为卓越的中国史学家,一生大部分时间又在美国大学教书,其言论自然十分引人注目。遗憾的是,他在阐述中国古代师道之时,对西方教育有些漫画化之描述。

  他归纳中国传统的师道有经师、人师:“经师是纯粹把经学的学问当作知识传授,人师是做人的原则、风范。在古代,人师重于经师。”甚至私塾里面的老师,也“并不只是三家村的学究,赚来一方豆腐和半斤猪肉,他也有责任在儿童、幼年的时候就灌输做人的道理给学生听。所以,一日为师,一生为父。”与这种优美的传统相对比,100年前西方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传入带来的变化则是“人师不见了。今天的课堂,就等于你到百货公司买货一样。一节课50分钟,教师除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外,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愈变愈烈,知识就成了一种商品……师生之间只有利的交换,没有益的结合。”

  许先生对当今中国大学的描述也许很贴切。但这难道真是西方影响所致?难道现代西方的教育真是那种把老师叫“老板”的知识交易吗?我希望这样片面的言论,是媒体对许先生的思想表述不周所致。不过,既然见诸报端,就有辨析之必要。

  目前西方的大学,特别是美国大学,确实受到商业化的冲击。大学的理念和市场原则不时发生冲突。比如,专利的有偿转让和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原则就很难调和。这特别体现在理工科的研究领域。不过,也应该注意到,西方教育界人士对这些问题不论是在敏感性还是理解力上都比我们深刻。这有他们大量的相关研究著作为证。切不要以为我们看到了人家自己看不到的问题,更不要觉得我们有比人家更好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在作为大学核心的本科教育中,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精英大学大多能保持通才教育的人文传统。比如在常青藤,学生的学费远抵不上教育成本,况且许多学生拿着大笔奖学金。未来想当医生的学生在那里读历史、文学、艺术,未来的律师或CEO在研究古希腊或者中世纪。这种教育的目标,首先是让学生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培养健康的价值观念和对社会的责任。这些怎么能用“知识交易”来概括呢?

  当大学普及以后,知识商品化就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当今美国大量的社区学院就是用短平快的方式向学生传授一些谋生之道,但同时也有职业道德、社会伦理等方面的训练,并非不管学生的“做人”,只不过这种教育的基调非常实际而已。这也不威胁那种高远的人文理想。毕竟,你不能指望80%的人口热衷于苏格拉底,更不能强迫他们去读柏拉图。这就好像在中世纪的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精英自可以研读连彼特拉克也读不懂的希腊文。但是,在这一人口不足10万的城市中,1000多学童则在6所学校攻读算术,目的就是谋利。再看看人家出产的人才,从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马基雅弗利,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伽利略。这个商业之都照样人文兴旺。中国的“人师”传统,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能创造这么高的成才率?

  现代的西方教育,实际上也有严格的师道,虽然这种师道和中国的“人师”多有不同。几年前一个耶鲁毕业生回校看望恩师,主动谈起自己的信仰问题,才发现恩师原来是基督徒。她的恩师恪守的规矩是:尽最大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价值观念;但是,教育是公共领域之一部分,要避免直接把自己的个人信仰强加于学生。这和“一日为师,一生为父”的师道对比鲜明,显然也更适合于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更何况,美国的教育主要并不是从书本上讲做人,而是经常让孩子参加运动队、从球场上的游戏规则来学习社会的游戏规则。这种自古希腊以来围绕体育所展开的人格培养,也是中国的教育所缺乏的。

  许先生把西方解释成“是高度的个人主义到了极端。人际的关系解体为一个一个单独的个人。满街都是人,但是,个人是漂流的,是寂寞的,是孤独的,没有群。”以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美国从中小学到大学,教育到处都在讲“团队精神”。社会也强调社区的共同体精神,颇有些守望相助之古风。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老母打电话每问:“你们周围有没有熟人呀?”我理解她的担心。在中国你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没有熟人确实举步维艰。但是,当我到波士顿的近郊“落户”后,周围那些素不相识、文化和宗教不同的陌生人,很快就变成了可以信赖的“熟人”。在教堂(我们并不信教),在学校,大家共同讨论公共事务、分享个人经验、增进彼此的了解,让你感到有回家的感觉。在一个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社会,个人是独立的,但更有着极强的彼此关照和连带感。个人之间的纽带渗透到各种社会基层组织和团体中。怎么能说没有“群”呢?

  中国大学的问题不是受西方的影响太多,而是太少,是对西方太不了解。对此,我们这些对西方教育有亲身经验的人,有责任帮助国人摆脱对西方的偏见,而不是加深这种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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