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以宾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山东省将在济宁修建面积达300平方公里、投资至少300亿的“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消息引起全国热议，几乎“一边倒”的质疑和反对。当时的电视采访场景至今记忆犹新：针对百余位政协委员的签名反对，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情凝重、态度坚决，声称“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

　　随后，此事很快便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笔者曾想，在越来越强调科学发展观、越来越重视民生、重大决策越来越重视公众舆论的今天，这样的项目因为离“题”太远，恐怕也只能限于纸上谈兵。

　　然而，《北京青年报》重提此事的一篇报道令人顿生一番疑虑和担忧：近日，中华文化标志城山东济宁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规划处胡姓工作人员称，创意规划征集的奖励方案(特等奖1个，奖励200万元；一等奖3个，各奖励100万元)不会变，而中华文化标志城也肯定要建。

　　这应该是当地政府的最新表态！态度之所以如此坚决和依然坚决，想必与眼下的“大环境”不无关系：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当下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异常高涨，遭遇反对的“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是不是遇到了天赐良机？

　　从4万亿到18万亿，在实施过程中“萝卜快了不洗泥”恐怕难以完全避免，但像“中华文化标志城”一类的项目，还是应该慎之又慎。因为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样的项目都难以装进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笼子”，尤其是与真正意义上的民生离得太远。对于“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百余位政协委员之所以签名反对、公众舆论之所以广泛质疑，核心就在于它建成后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效用，或者说，它更接近多年来被一再诟病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

　　按照经济学家的假设，组织一些人挖坑，挖了填、填了再挖，也能扩大内需和增加GDP，因为挖的过程中需要工具、需要给挖坑的工人发工资，挖这样一个简单的活动也可带动上下游产业，从而都可以刺激需求、增加购买力。问题在于，这个“坑”本身却毫无经济效用和社会效用。诚然，“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与“挖坑”还是有区别的，设想中巨大的民族文化效用、综合社会效用以及经营效益，是构想该项目的主要理由。遗憾的是，即使这些设想有一定的依据，但与当前渡过金融危机难关也很难扯上关系。正如专家所言，4万亿，不仅反映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大调整，还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一直以出口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转变为以内需拉动为主；更重要的是，4万亿，体现了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承诺，体现了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执政理念和施政纲领。

　　但完全可以预料，无论是眼下还是远期，让当地百姓分享“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成果都是很困难的。民间有一俗语叫做“赶马混骡子”：负责驱赶马群的人首先关注的是宏观和整体，假如人手不足，更不可能对马一一进行微观的甄别，故此，与马外形差不多的骡子若想混进来一点都不难，这些，正是目前公众对18万亿最大的担忧。由此联想到另一俗语“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将数以万计的马一匹匹拉出来“遛”工作量巨大，不仅需要足够的责任心和耐心，还需要一整套较为科学、易操作的鉴别标准以及流程。这个时候就更加需要借助社会力量的监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