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公明

　　“星星画展”

　　三十年之后，“星星画展”的归来被许多人作为一种可资炫耀的历史资源，而我想思考的是它是否还有某种象征的意味、对当下的文化语境将有何触动。“星星”的历史是中国现代艺术以思想碰撞现实的历史，是以立场、动机、气质等等因素凝结为个人主义的旗帜的历史———我们永远不应忘记的是，艺术是人们寻求心灵自由的途径。“星星”的根脉和真谛无法脱离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

　　对于今天流放者的归来而言，艺术自由的问题难道真的已经解决了吗？且不说话语权力，在资本、名利的煎熬催逼下谁又是自由而独立的呢？回顾“星星画展”，与其说要寻找那个历史的“原点”，不如说应该重温它所体现的精神，并为解决当下的问题提供精神上和气质上的资源。

　　“85”新潮

　　借着“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的脚步，“星星”之后的“85新潮”来了。国门打开之后，年轻的中国艺术家开始了自觉向西方现代艺术学习的进程；同时，学术界、知识界的工作对于艺术家的影响也不可以低估。“走向未来丛书”、三联书店的现代学术文库等等，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在艺术家中流传很广。西方哲学的观念使很多中国艺术家认真思考人的孤独感和疏离感，把人从陈旧的宏观叙事系统里面解放出来，回到人性本身。80年代后期，整个社会众声喧哗、思潮飞溅，中国艺术的突围在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呈现出它最强烈的焦虑和冲动。

　　艺术家群落

　　在85新潮之后全国各地涌现出许多艺术家群体，从圆明园到宋庄是这个历史轨迹中最耀眼的星座。当代艺术家的群落现象首先是以空间上的聚集为表征。法国后现代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说，“为了改变生活……我们必须首先改造空间”。这句话异常精彩地表述了当代艺术生产与空间的关系———异质的文化存在依赖于新的异质空间，这样才足以改变旧的生活———文化轨迹。

　　当然，生存的残酷性早在圆明园时期便早已存在，只不过那时还似乎由于笼罩着一层共享的悲壮而浪漫的反抗诗意而使内部分化的残酷性不太彰显。到了宋庄、798、索家村时期，由于社会结构的分化更为悬殊，以成功、财富和享乐为社会分层的现象获得了合法性，许多艺术家在看似充满机遇的奋斗路途上会更强烈地感受到对名声和财富的焦灼渴望，竞争、希望、失落和绝望等等心绪时刻缠绕着他们的心田。

　　以宋庄、798为中心的群落顶戴着中国当代艺术麦加的光环，但是艺术家们从严格意义上说已经不是真正的文化游牧者。宋庄、798在当代艺术中的名声使很多艺术家认为在这里比别处更容易成名，也使许多艺术商人视之为投资的乐园：这里已然成了资本与财富编码的交易场。

　　当代新锐

　　这不是一个已经被普遍使用的概念，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气息。它的要义是：敏感、不羁、轻质、飘扬、喷发、运动，或者是感性的、欲望的、偶在的、开放的、冲动的、游牧的———一句话，它就是后现代性的图像文本。美丽化和游戏化是它的主要存在状态。“美丽化”植根于流行文化的美丽面孔，其美学特征是鲜艳、光滑、耀眼，是后现代生活的美学特征。视觉上的美丽化源于享乐的欲望，是以享乐的美丽瓦解美丽政治学；今天的美丽化运动以一种全球化的美丽性取代民族性、地方性、人民性、党派性、斗争性，以感官欲望公开抵制灵魂革命，实质上是“新新人类”自我救赎的一种努力状态，是在去掉总体性之后重新建构个体感性生命的自我拯救。

　　而所谓的“游戏化”在这里没有任何贬义，在当代文化的语境中，游戏是异质性的生长点，只有游戏精神可以鼓励、刺激异质性从总体性的冰冷逻辑中解放出来。异质性在这里表现为感官欲望的冲动、对于迷狂的真实体验、对于一切发出光亮、声响、气味、位移等等现象的强烈兴趣。在许多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了戏谑的群众场面，看到了悖谬的仿真姿态，也看到了似是而非的形态转换。在这些作品中，没有一锤定音的道统，没有编码，一切都是在游戏中泛滥着审美的快感。

　　在后现代生活中，娱乐早已超出了娱乐圈；人们奉行的享乐意识形态的审美快感早已离不开游戏性状态，当代艺术的游戏性状态只是对这种生活的勾勒、模仿、重建。青年艺术家们以绘画视觉的游戏性揭示了当代社会的游戏性，以游戏的仿真性揶揄生活的仿真性，游戏性在猛然间充满了揭露与批判的力量，游戏变为非游戏；游戏既是批判的武器，又成了武器的批判。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