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开彬

　　日前，新闻出版总署通报了山西记者“封口费”事件阶段性处理结果。目前已查明，收受“封口费”的有来自10家新闻单位的记者4名、媒体工作人员26人、假记者28人，还有6家媒体的12名相关涉案人员尚在调查之中。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曾热闹一时的“有偿新闻”(付钱就播报公司或单位的正面形象)，到90年代的无中生有的“假新闻”，再到今天的“有偿不闻”(付钱就不报道公司或单位的负面内容)，这类事件从来没停止过。

　　对此类现象，《中国青年报》登了两篇文章讨论，一篇是刘万永先生的《打铁还须自身硬》，一篇是该报记者对清华大学传播学者喻国明与陈昌风的采访。前文认为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应经得起考验，这样才能先正己，再正人。后文认为这种问题是媒体生存的困境所致。前者出于道德层面的呼唤，难以根本解决媒体界的一些歪风邪气。后者也只是揭示了问题产生的一个方面，没有提出解决方式。

　　自互联网普及以来，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无疑加强了。早期一报在手，看到的基本都是些重大新闻或当地新闻。如今，一根网线，就可以看到无穷的新闻信息——大到国家大事、国际热点，小到普通人家和娱乐界的花边新闻。

　　还有，伴随着博客与网络评论的兴起，新闻的效果与传播速度被推到极致。新闻那边稍有风吹草动，时评家们马上昼夜伏案，及时点评，读者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还是娱乐界名人，都小心翼翼，免得自己出点什么事，一下子成为媒体的焦点。前些日子巩俐加入新加坡国籍遭到众人追骂，以及郎朗被怀疑加入美国国籍被迫在网上晒出自己的护照，都可以看到媒体的威力。

　　在这种语境下，新闻媒体的权力与权威被放大了。媒体已经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那么，谁又来监督媒体自身的这种被放大的权威呢？如果说民主是权力相互制衡，那也应该有对媒体与其从业人员进行充分制约的机制吧？

　　媒体的从业人员，不管是其负责人，还是普通记者、编辑，其专业训练水平、个人品德与素质、利益背景等都各不相同，良莠不齐，鱼龙混杂。这正如政府权力机关，如果没有适当的监督机制，里面一定会出贪官一样，如果没有一个对媒体进行有效监督的机制，媒体里面也一定会出现一些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记霸”，利用媒体与舆论，去从事牟取私利甚至违法的行为。

　　就笔者了解，一些媒体人员应邀访问某些企业时，其所受招待比那些贪官们其实也差不了多少。除了吃喝玩乐，企业也会大批量送给记者们该企业自己出厂的产品，送烟送酒送钱的也不在少数。可对这种现象，却鲜见媒体报道。正如笔者的一位编辑朋友，一听说我要写篇呼吁社会公众监督媒体的文章，就表示为难，“监督媒体，我们自己说自己，也不合适啊。”10月份某电视台几名记者在捷克大闹兑汇店的事件，笔者曾写过一篇评论，发给某报记者，答复是，“内容很好，但我们都在媒体圈子里混，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好伤和气。”看来，媒体界的问题，其实媒体内部都一清二楚，但谁愿意戳穿这一层微薄的窗纸呢？有“官官相护”之说，现在用在媒体身上，也该有“媒媒相护”之说。

　　目前对封口费事件的处理，基本上还是行业自律，最重的可能也不过是罚款和吊销记者证。由于缺乏法律支持，司法难以介入。记者拿封口费、收受企业大宗产品与财物的违法行为，是否应该纳入商业贿赂的范畴呢？笔者觉得完全必要。如果说医生和教师收钱收物到一定数量可以受贿罪处理，媒体人员的这种行为影响则更为恶劣。因为他们可能发动媒体舆论宣传机器，危害社会公平与正义。

　　媒体的问题，不仅仅要靠媒体从业人员对自身问题有深刻反省，更重要的还要靠全社会监督与法律机制的预防。针对媒体人员的不良行为，应鼓励相关企业、人员积极举报，目前新闻监管机构普遍设有专门的举报电话，这只是一个开端。就如同对贪官的举报，抓到一起严厉处理一起一样，除了坚决将他们清除出媒体队伍，更应通过相应立法，打击这种犯罪行为。与此同时，中国新闻传播界的学者，往往只强调传授新闻报道的动手能力，自己很少、也很少教授学生对媒体自身的多重矛盾本质、对媒体自身制造的新闻产品、对媒体组织进行批判性研究，传播学者在这方面还需多多努力。(作者系美国费城天普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