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家琪

　　《杀死一只知更鸟》是一部美国电影，2004年2月21日在周六的“佳片有约”中播出，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故事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在美国南部的一个小镇，一名白人女子出于性目的，让黑人青年汤姆到她家帮她干各种杂活，结果被这名女子的父亲发现，非说汤姆强暴并殴打了他的女儿，于是将他告上法庭。在有充足理由证明汤姆无罪的情况下(女儿右脸受伤，但汤姆左手残疾，只能使用右手)，陪审团还是一致认定汤姆有罪，结果汤姆在企图越狱逃跑时被狱警击毙。

　　“知更鸟”是美国南部的一种小鸟，麻雀般大小，善模仿，所以字典上又称“反舌鸟”，喻其在模仿中有戏谑、嘲弄之意，声音极好听，对人类无任何害处。但就是这样一只可爱、可怜的“知更鸟”，被人射杀了。

　　演得最好的是片中的一个小女孩，通篇故事都是从她的回忆和叙述中缓缓流淌而出；她的目光也就是每个人的目光。影片之缓重，就如美国南部的小镇一样平静。但也就是在这样的平静下面，发生着如此蛮横无理的谋杀事件，而且是完全合法的谋杀。

　　种族歧视，在异我族类，必欲杀之而后快的可怕心理下，政权和法律就成了凶手；用汉娜·阿伦特的话说，这就是一种“国家罪”或“政治恶”，它超出了人们从贪婪、怨恨、报复，从对利益的追求、对权力的渴望判断善恶的标准、追究行凶者动机的习惯，使我们在这种罪与恶面前无所措手足。

　　在此情况下，个人的“抉择”是可能的、必要的吗？这就是2月1日电影频道播放的美国电影《抉择》的启示：维尔汉姆·福特门格勒是世界著名指挥家，希特勒上台后，他既没有逃离德国，也没有参加地下反抗活动，而是继续指挥他的乐队，企图以音乐向人们传递自由、正义、博爱的理念。这是他的真实想法吗？他在那个非常时期的抉择是对的吗？

　　无所措手足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群体而言的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它就明确体现在《杀死一只知更鸟》的12名陪审团成员身上。也就是前几天，我才看了美国的另一部电影《12怒汉》，它讲的就是这12个陪审团成员如何从浑浑噩噩中通过说理、论争，最后由只有一个人反对有罪判决，到最后全部认为这个“据说被有人目击到的杀人犯”无罪。

　　伴随着证据的不断提供，更重要的是良知的唤醒，是每个人都事实上在进行着的自己与自己的对话，终于使最后一个要坚决判决这名孩子有罪的人，意识到了自己深埋于心底的个人的心理阴影。据说以这部电影为蓝本，俄罗斯也拍了一部《13怒汉》，看得普京总统热泪盈眶。陪审团的成员越广泛、越业余，也就越能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还存在普遍的价值观念的标尺。他们为什么总能拍出这样深刻的影片？是因为发生了如此深刻的事件吗？

　　也是在2月1日，杀人魔头杨新海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杨当庭表示不上诉。记者问他，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吗？他淡淡地说：杀了一点人。一点人？杨从1999年起，先后在河南、山东、安徽、河北等地作案26起，杀死67人，伤10人，奸23人，使用的只是剪刀、绳子、砖头等最普通的作案工具。在2日晚上的“东方娱乐频道”中，仍有记者想探究杨新海的作案心理。杨也依旧淡淡地说：很简单，一开始领不到工钱，后来仅仅因偷了一个塑料盒就被判劳教，于是释放后就开始漫无目的地杀人，因为找不着要报复的对象。

　　由法国著名影星比诺什和奥特尤尔主演的法国电影《圣·皮埃尔的寡妇》从另一方面告诉我们，在一个充满同情、理解和爱的环境中，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杀人犯，也会在等待断头机期间变得英勇无畏，敢爱敢恨。我们无法判断人性的善恶，但“人性”这个词语毕竟标识着人身上的某种不同于“兽性”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也一定会在“适宜于人性的环境中生长”。所以问题不在争论人性的善恶，而在必须厘清什么才是“适宜于人性生长的环境”。

　　这一年的5月底，我的妻子李少华因肝硬化正式离开了工作岗位，开始住院治疗。一开始她不想住，因为她的父亲在49岁那一年也是因肝硬化住院并死在医院里的。在这种情况下，她还是挺了过来，而且一天比一天好。

　　6月6日诺曼底登陆60周年，德国总理施罗德正式与会，此事标志着60年前的那一页彻底揭了过去。7月杨小凯逝世，10月，德里达逝世，11月，阿拉法特逝世。11月9日，既是柏林墙倒塌的日子，也是当年那个发生在纳粹德国、因迫害犹太人而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的日子。接着，就是陕西铜川煤矿的灾难和更可怕的印尼海啸，有10万人遇难。

　　科学家则告诉我们，2029年4月13日，在一个黑色的星期五，一颗长400米，重1600兆吨的小行星有可能撞击地球，其威力相当于16亿吨黄色炸药。12月25日的《东方早报》用了一个很诗意、也很暧昧的标题述说此事：《要命小行星25年后吻地球》。可以说，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相当于一只知更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