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涌

　　最近，燃油税问题引起热议。如今国际原油价格急剧下跌，正是中国油价和国际接轨的最好时机。把养路费等等税费并入燃油税，也有助于税收制度理性化，会大幅降低税收成本。

　　好的税收制度，不是国家意志对市场的干预，而是国家为市场运行提供的基本架构和服务。这种架构和服务的公正和效率必须基于两个原则：第一，谁消费谁埋单，不能把张三应该支付的费用转嫁到李四的头上；第二，让消费者根据自己担负的实际费用对未来有一个理性的预期。根据这两个原则，在制定燃油税的标准时，也应该把排放费考虑其中。

　　作为一种公共设施，公路主要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建的，并且开放使用。开车的人使用公路最多，也最应该支付这笔费用，而不应该让很少使用公路的人纳税修路。所以，把养路费等等算入燃油税中，最接近“谁消费谁埋单”的原则，是合乎市场规律的理性税收措施。这次美国大选中也出现了这个议题。麦凯恩和希拉里一度为了迎合选民而提出“燃油税节日”的设想，想通过暂时免除燃油税来减缓油价上涨对老百姓的冲击。奥巴马则反对，称公路建设和维持的费用就是从燃油税中来的，此税不收，开车的人用了路后谁来埋单呢？对我这个开车少的人来说，奥巴马显然公平些。

　　其实，开车消耗的并不仅仅是公路，还有许多环境和社会费用。比如，开车造成的空气污染会使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上升，治疗费用非常巨大。这些怎么能让不开车的人交税埋单呢？自《京都议定书》以来，美国以外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开始设定废气排放标准，超过标准要缴钱，低于标准的可以把自己剩余的排放量出售。这便是基于更先进的市场原则：谁排放，谁就为治理这种排放所带来的后果而埋单。

　　经过了去年到今年年初的高油价，西方工业国家危机感深重。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也在新经济计划中力挺再生能源。不过，《经济学人》最近发表文章警告：政府对再生能源的财政补贴，常常带来非常大的浪费。比如阴天不断的德国，却是个太阳能大国。为什么在一个难得见得到太阳的地方大兴太阳能呢？因为大家图的是国家的补贴。这种能源政策，实际上非常没有效率，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很难长期维持。

　　最好的办法则是对排放收费。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排放污染，导致地球暖化，并间接引发大量疾病。过去这些间接成本很难精确估计。但是，现代国家的技术手段大大提高，已经有进行粗略估算的条件。如果根据这些估计，将这些费用加在传统能源上，传统能源的成本就会大幅度提高，环境消耗较少的再生能源在价格上就有了市场竞争力。有环境主义者估计，目前美国的油价没有包括解决燃油使用所造成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所需要支付的代价，如果把这些成本都算入，一加仑燃油就应该是15美元左右(欧洲有些国家已经一度突破10美元)，而今年美国油价最高时也不过一加仑4美元多。

　　这一计算的准确性也许有可商榷之处，但把排放成本算入后燃油价格会飙涨，则是个不争的事实。可惜，收排放费打击面太大，没有人喜欢，奥巴马大概也不敢在这方面有太大动作，所以美国的燃油市场还是在一个变相补贴的落后体制中运行。

　　中国在设置燃油税时，应该一步到位地建立一个比美国更为先进、更体现市场规则的体制，让开车的人把自己引发的各种费用如数支付，不要让其他老百姓承担。这种市场机制确立后，消费者才会对未来有个理性的预期。毕竟，如果油价不体现环境成本、排放不收费，等于用变相补贴鼓励大家买车。许多消费者本来不具备买车的经济实力，但相对较低的燃油费用给他们一种自己能消费得起的虚像，也跟着买了车。日后如果油价猛涨，国家也补贴不起，他们就会守着养不起的车而痛心疾首。

　　最近几个月油价的急跌，并非石油供需关系一夜之间有了本质性变化，而是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日后一旦世界经济恢复，油价还会上来。而未来如果发生石油危机的话，对中国这样的能源密集型制造业基地的冲击要比对美国大得多。把排放费加入燃油税中，自然提高了燃油的使用成本，鼓励人们使用再生能源和公共交通。这种最接近市场现实的税收架构，可以不通过大规模国家补贴而鼓励再生能源、公交系统和节能技术的发展，使中国在未来的石油危机中具有更强的抗打击力。(作者系美国费城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