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隼

　　吸纳拥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型人才进入行政管理领域的方向并没有错，博士官员群体的扩大应是政府部门和老百姓都能接受并喜闻乐见的现象，“博士官员”多多益善。而“官员博士”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却值得商榷了。从实际情况看，“官员博士”本身就包藏着新型腐败的祸根

　　《半月谈》杂志最近刊发了一篇题为《国家耻辱———高校成官员博士学历学位批发商》的署名文章，分析抨击了当前官员为晋升和自我包装的需要，“速成博士”泛滥的现象。(昨日《羊城晚报》)

　　专业化，本是选拔干部的参考因素之一，但这一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却发生了变形和扭曲。某些部门和机构近年纷纷将高学历作为干部选拔工作的一项硬性指标。于是，一些官员把仕途通达的捷径对准了在职博士学位。今年6月被“双规”的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王益，仅用两年时间就获得西南财经大学的博士学位，引起了人们对“官员博士”现象的深刻反思。

　　国务院学位办的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跃至世界第一，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在职博士。在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职博士的比重甚至超过了全日制博士生。这似乎意味着在中国，拿博士学位已经远不如想象的那样艰难了。一大堆官员出身的新科博士也在不断地提供着印证。

　　在一个专业学科领域，博士学位的获得者除了对本专业领域的基础知识有全局性把握外，还要有所创新。满足这些要求，对于全日制的博士生来说，国家规定的三年最低时限也未必够用，因此，一般来说，博士攻读期限的上限都较宽松，国内一般为八年。全日制博士生延期答辩不仅很正常，甚至在某些专业领域是普遍现象。在美国的高校，博士候选人平均经过6-7年时间获得博士学位，也是公认的正常时限。为何我们的官员博士，尤其是高官博士，却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在如此短的时限内戴上博士帽？这些官员都是超人吗？全日制博士生大多对读博的艰辛感触良深，而这些官员却能当官、读博两不误，实在令人不得不顿生敬意。博士不好拿，当官就容易吗？两件高难度的事情可以同时做，而且做得很完美，很高效，只要是智商正常的人都会想到其中的猫腻。

　　可以说,“官学勾结”已成为当前社会饱受诟病的腐败现象。一些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不能严格自律，把招收官员博士生，作为自己扩张社会资源，迅速扩大社会影响力的便捷之路，而官员也依靠手中的权势及其衍生资源作为速成博士的资本，这是造成“官员博士”泛滥的浅层原因，其深层原因则在于干部考核与选拔过程中的“唯学历化”的倾向。吸纳拥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型人才进入行政管理领域的方向并没有错，博士官员群体的扩大应是政府部门和老百姓都能接受并喜闻乐见的现象，毕竟，随着现代分工和专业知识领域分科的愈加细化，对干部的专业化和知识化要求愈来愈高，“博士官员”自然是多多益善。而“官员博士”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却值得商榷了。年富力强、非常胜任本职工作并有一定培养价值和晋升前途的官员，鼓励他进行深造，似乎也没有错，但是鉴于深造所需要的精力和时间要求，鉴于“超人”的极度稀缺性，去职或暂时留职去攻读学位，才是正常和明智的选择，就此看来“官员博士”远非最好的，更谈不上是唯一的选项。我们并不需要官员博士，从实际情况看，“官员博士”本身就包藏着新型腐败的祸根。

　　一些部门和机构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在确定某个岗位确实需要高学历人才时，对在职官员读博已经不作考虑，一些高校和导师，也开始拒绝在职官员的读博申请。不如更进一步，由国家统一禁止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在职读博，方能彻底刹住“官员博士”和“博士学位对政府官员批发”现象的歪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