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新华

　　《伤痕》最初发表于1978年8月11日上海《文汇报》“笔会”版，责任编辑或者说主要负责与我联络的编辑是当时的文艺部部委钟锡知先生。但在我的心中，《伤痕》最初问世的园地其实应该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文学评论专业班的墙报，时间1978年4月上旬，地点四号宿舍楼底层拐角处，主编则是同班同学倪彪。那时候，有人提议成立各种各样的文学兴趣小组，例如小说组、诗歌组、散文组、文学评论组等，并很快得到热烈的响应。我本分在诗歌组，但接触鲁迅等三十年代作家以及西方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多了，忽然觉得比较起诗歌而言，小说的容量和影响更大，于是就动心起念“跳槽”到小说组。其时，班委会已然决定要出第一期墙报，并要求每人准备一份墙报稿。我后来当然是因为受了鲁迅先生《祝福》一文的影响而写《伤痕》的，尤其许寿裳先生评《祝福》的一段话当时更令我激赏：“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然而，细细想来，最初的写作动机应该还有为出墙报“应差”的因素。《伤痕》是在泪水中完成的，因为深恶痛绝当时文章的假、大、空，写作过程中，我曾努力要求自己直接师承三十年代作家们真实朴质的文风。写完后，自我感觉很好，但请个别老师和少数几个同学看过后，他们却不以为然，并向我提出了一大堆让我深感困惑的理论质疑。我于是由十分自信转而十分灰心，终于将手稿锁进抽屉。偏偏这个时候，沉着、稳重且总是面带笑容的小说组组长(大概还兼班级墙报主编)倪彪同学推开寝室的门探进头来，见我刚刚爬上靠窗的上铺，于是扬扬手，“嗨，过两天要出墙报了，你小说写好没有，得交了。”我将原本锁进抽屉的《伤痕》翻出来，用五百字一张的方格稿纸仔细誊好，然后忐忑不安地交了出去。

　　然而，命运就这样改变了。

　　等我第二天早上醒来，好像是周末，忽然听到寝室门外一片嘈杂的人声，打开门走出去，但见门外的走廊上围满了人，正争相阅读着新贴出的墙报头条位置的一篇文章，大多是女生，不少人还在流泪。我忙探过头去，终于认出那稿纸上我的笔迹……自此以后，直到《伤痕》正式发表，这墙报前，便一直攒动着翘首阅读的人头，先是中文系的学生，继而扩展到新闻系、外文系以至全校，而众人面对着一篇墙报稿伤心流泪的场景，也成了复旦校园的一大奇观。难怪后来有人夸张地说：当年读《伤痕》，全中国人所流的泪可以成为一条河。

　　上海《文汇报》编辑钟锡知先生很快得到这个信息，凭着他对新闻独有的敏感，马上托人找我要去一份手稿。他们当时打出了小样，在上海文艺界反复、广泛地征求意见，此后又借开会之机去北京征求意见。是七月底或者八月初的一天吧，忽然有人带信要我去《文汇报》一趟。我是在六楼文艺部的一间面南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钟锡知先生的。他告诉我：“你的小说可能要用，有些修改意见要和你谈谈。”依稀记得，意见大约有十六条。重点的是小说第一句说除夕的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故后来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加一句：“这已是1978年的春天了”；又有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亦遵嘱修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一直给王晓华以爱护和关心的“大伯大娘”，则改成“贫下中农”；而最后，因为据说感觉着太压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东西，于是又有了我笔下主人公最后“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的光明结尾。

　　就这样，作为一个大学一年级新生的习作，一篇普普通通的墙报稿，经由《文汇报》的发表，《伤痕》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而热烈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