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心武

　　《班主任》的构思成熟与开笔大约在1977年夏天。那时我是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班主任》的素材当然来源于我在北京十三中的生活体验，但写作它时我已不在中学。出版社为我提供了比中学开阔得多的政治与社会视野，而且能更“近水楼台”地摸清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也就是说，可以更及时、有利地抓住命运给个体生命提供的机遇。

　　1977年夏天我开始在家里那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偷偷铺开稿纸写《班主任》，写得很顺利，但写完后，夜深人静时自己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在发表欲的支配下，我终于鼓起勇气，有一天下了班，我到离编辑部最近的东单邮电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给《人民文学》杂志；柜台里的女工作人员检查了我大信封里的东西，严肃地跟我指出，稿子里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我心理上本来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险的事，她这样一“公事公办”，毫不通融，令我气闷，于是我就跟她说我不寄了；从东单邮局我骑车到了中山公园，在比较僻静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作出最后决定：这稿子还要不要投出去？还是干脆拉倒？后来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过了若干天，我到另一家邮电所寄出了它。

　　《班主任》小说稿在《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的具体处理过程，我自己并不十分清楚。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善公关交际。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稿子直接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去？其实从我当时居住的地方骑车过去只需十多分钟，可是出于羞涩，我还是宁愿花钱费时通过邮局寄去。小说发表出来时已是12月(刊物拖期了)，我从报纸上看见目录，自己骑车到编辑部，没好意思见编辑，直接到总务人员所在的大屋，拿现金买了十本，那屋里的人当时也不知道我是谁。出了编辑部，我赶紧骑车回家，展读那油墨喷香的刊物，心里很高兴。直到现在，也仍有报道或评述说《班主任》是我的“处女作”，并不准确，那是我的“成名作”而非“处女作”。

　　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谈〈第四十一〉》，发表在1958年《读书》杂志第16期上，当时我还是个高中生，十六岁。

　　《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应强烈，随着杂志发行，看到这篇作品的人纷纷给我来信，尤其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出后，影响就更大了：北京一些来往密切的业余作者，也都纷纷给予鼓励，我所任职的出版社的同仁们也都为我高兴。当时文学界一些影响很大的人物，像张光年不消说了，正是他拍板发出了《班主任》这篇作品，此外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朱寨等人都很快站出来支持。到1978年，涌现了从各种角度控诉“文革”恶果的作品，那年8月，上海《文汇报》用一整版刊发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这篇在《班主任》面世后半年发表的作品，使得那股文学潮流获得了一个为绝大多数人认同的符码：“伤痕文学”。当时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伤痕文学”作品还有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宗璞的《弦上的梦》、郑义的《枫》等等，广泛流传，大受欢迎，但反对的意见也颇强烈。有人写匿名信，不是写给我和编辑部，而是写给“有关部门”，指斥《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解冻文学”(这在当时不是个好称号。因为苏联作家爱伦堡曾发表过一部叫《解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配合赫鲁晓夫搞“反斯大林”

　　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始作俑之作。“伤痕文学”既然属于“解冻文学”，自然就是鼓吹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了)；也有身份相当重要的人指责有的“伤痕文学”作品是“政治手淫”；更有文章公开发表，批判这些作品“缺德”。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时“四·五”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我欢欣鼓舞；1979年，复苏的文学界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小说，《班主任》获第一名，当时茅盾在世，我从他手中接过了奖状，同时有多篇“伤痕文学”一起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