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军

　　我们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在前面设计方案，到底执行没有，执行得怎么样，也不知道。价格改革到底是怎么完成的，无 从查起，我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任何思路，但是市场一直在发展

　　30年前的中国经济实物色彩很浓，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国有企业部门非常庞大，普遍实行着对生 产资料的价格管制。甚至火柴涨价一分钱，都要由国务院讨论和批准。因此，改动任何一个产品的价格都要触及太多的部门利 益和经济的体制。

　　但是到了1983、1984年的时候，价格改革变得非常重要。为什么呢？1979年到1984年，主要是农村 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的改革，对于整个经济大局没有很大的影响，中央那个时候觉得农村的改革取得了成功，应该尽快把重 心转到城市改革，所以要制订一个方案，看看城市改革怎么做，怎么推进。而城市里面在计划体制下很多东西都是控制住的， 价格不起作用，首先要城市改革，得先解决价格。

　　然而价格改革是一步到位，还是慢慢调，还是双轨并存过渡呢？我想这里面有风险评估，所以中央高层也不敢冒太大 的风险，这样给价格双轨制提供了一个机会。没有这个背景的话，双轨制的方案也无非是大家说说而已，不会对政策产生那么 大的影响。

　　莫干山会议

　　莫干山会议把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作为一个群体推上了中国改革转型的大舞台

　　1984年9月3日～10日，由部分媒体、浙江省社科院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了一个名为 “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的活动。会议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所以称为“莫干山会议”。

　　莫干山会议可以说以一个我认为是30年里面非常重要的方式讨论重大决策。今天这种方式已司空见惯了，但当时那 样的会议是第一次在公共的平台讨论。所有的人，不管他的背景，他的资历如何，大家都以一种公开的竞争的平等的身份参加 讨论，而且那个讨论激烈程度据说是史无前例的。

　　会议的筹备组共收到应征论文1300多篇，他们制定了“以文选人”的原则，坚持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 、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代表入选资格一律凭论文水平确定。最后有120篇论文入选。那里有很多当时的学生，第一次离开 他们读书的地方，有的人说是第一次坐飞机到杭州。莫干山会议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怀和地方的支持，浙江省委书记、省 长等都到会讲话。有意思的是，这个讨论会并没有采取报告论文的形式，而是以城市经济改革及其相关问题作为中心议题，分 七个专题小组展开讨论，论文另外印发。

　　在一些参加过会议的人后来的回忆资料中，很多人提到，“莫干山会议”中的很多人不仅血气方刚，而且具有良好的 理论素养，思想活跃，文字泼辣、观点新颖。大家畅所欲言，平等讨论，互相补充，形成集体成果。激烈的讨论经常延续到深 夜。会议期间，他们不看电影、不游山玩水。这使得当时出席会议的不少老同志对他们刮目相看。莫干山会议把中青年经济工 作者作为一个群体推上了中国改革转型的大舞台。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曾经开玩笑地说，后来“上山”成了 一种荣耀。

　　当时也有一些人，从北京过来，偷偷传递了北京高层，尤其是当时的国务院对于价格改革的分歧，所以某种意义上来 说也是莫干山会议让年轻学者第一次知道中央高层有如此的分析，于是他们更加关注怎样使价格改革的战略能够影响中央的决 策。

　　价格改革，在最初莫干山会议的议程里面，本来只是八个议程之一，只是有人传递了信息，说中央高层的分歧在价格 改革问题上，一下子这个会议原来的议程就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对价格组感兴趣，价格组也被认为是最激烈的组。

　　调派与放派之争

　　调也不行，放也不行，调中央没有钱，放风险太大，所以采用双轨制

　　争论最初是在调派和放派之间进行。当时参会的大调和小调的主流派详细论证了价格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价格调 整方案的可行性，阐述了一步走向市场均衡价格存在的困难和风险。而以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的放派则主张一 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反对放派主张的主要论点是说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情况下，一下放开价格控制太不 现实，同时市场发育也需要一个过程。在市场不完备时，市场均衡价既难以实现，也未必优化。

　　由于争论非常激烈，会议还发明出挂牌辩论的方式，挑灯夜战。当时参会的都是年轻人，意气风发，思想单纯，得理 不让人。高梁本人当时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参加莫干山会议的。在2005年接受采访，被问及价格双轨制和莫干 山会议的时候，他说：调派也可以说是算账派。当时中央组织几个单位，如航天部710所，做出了巨大的价格模型，进行计 算机分析。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等来自社科院工经所和清华大学的学者，也在做模型。他们希望把价格算清楚，通过政府 调价，然后一下子放开。但在现实中，调价牵扯各方面利益，账不管怎么算都会遇到巨大阻力。在莫干山上，以田源为代表的 、已经参与政策研究的一批学者，提出以“调”为主的意见。与之相对，以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的“放派”则主张， 应该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　　

　　后来我有一次在北京问石小敏，当时他是国务院下面的体改研究会的，他说中央很重视这个方案，觉得小步快调是不 错的，没有采纳是因为调的过程中牵涉到补贴问题，财政部说没有钱，就没有人埋单。这个方案风险虽然小但是需要很多补贴 。这个消息很重要，传到莫干山了，然后价格组的人讨论的时候，就说中央觉得小步快调是不可能做的，很难操作，他们觉得 这个方案既然中央不可能考虑的话，就要想别的方案，所以在调和放之间，经过几天几夜的讨论，形成了一个方案，调放结合 ，双轨制的概念。这本身是一个折中的方案，调也不行，放也不行，调中央没有钱，放风险太大，所以采用双轨制。

　　莫干山会议之后不久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特别强调了“价格体系的改 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1985年3月，国务院下文首次正式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这个决定被认为是 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正式实施的标志。

　　价格双轨制的形成

　　经济性的分权，也就是向生产者的分权，开始于1979年

　　正如在莫干山会议上的讨论中有人提到的那样，其实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之前，部分农产品和一些生产资料的 价格就已经在客观上形成了双轨并存的局面。这个重要的经验现象进入了莫干山会议上的一批年轻经济学者敏锐的视野，使他 们看到了双轨过渡有可能作为实现价格市场化的可行策略的价值。

　　那么，这些早期的价格双轨现象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曾经在自己的著作中总结过：1984年之前，一些产品的价格出现双轨并存的现象与改革初期产品分配(流通) 体制和增加生产者自由权(经济分权)的激励改革政策有直接的关系。而1984年之后，价格双轨制更是在此基础上策略性 地作为了推进微观的改革和市场体制建立的有计划的转型战略。

　　在1978年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1957年的“大跃进”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国 经济的中央集权的程度大大削弱。这就使中国的计划经济与苏联模式有了区别。苏联的企业在产供销上都由中央的专业部(中 国的官员习惯于把这个称作“条条”)垂直进行，这是标准的集权管理模式。而由于行政分权的原因，除了中央集中管理一部 分企业之外，中国从省(市、区)到县的各级地方政府(我们俗称“块块”)也都负责管理国有企业。

　　这个由于行政分权演化出来的条块结合的模式，对1978年之后的经济分权和局部的市场化改革无疑会产生重要的 影响。但是，由于分权还只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性分权。经济性的分权，也就是向生产者的分权，开始于1979 年。

　　1979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首次提出了生产企业对其生产的产品享有 自销权。这是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重要起点，也是改革计划分配体制的关键一步。这个规定让生产者开始享有很少的、但却 是重要的“计划外”的决策自由。按照这个规定，企业自销产品的范围仅仅局限在而且必须是按照规定分成的产品、超计划生 产的产品、自己组织主要原材料生产的产品、试制的新产品和商业与物资部门不收购的超储积压产品。

　　双轨制的实施

　　后来人们发现，价格改革已经不需要了，基本上放开了

　　依照陈共炎和乔刚在1994年联袂撰写的论文《产品市场的形成与价格改革》提供的证据证明，即使这个允许生产 者自销的产品面临严格的界限，但是到1984年，企业自销的产品范围很快就扩展到了几乎所有国家计划分配的生产资料， 而且企业自销的产品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1981年，照顾允许油田超基数生产的原油可以按照国际市场的价格自行出口。这个政策很快使得出口原油的同一 油田出现了两种价格。1983年，国家允许出口原油“以出顶进”，在国内加工生产成品油，按国际市场价格在国内销售。 这就又出现了成品油的双重价格。根据经济学家张卓元提供的数据，也是在1983年，政府为了鼓励煤炭企业增加煤炭产量 ，对22个矿务局(1984年又扩大到本世纪末37个)实行了超核定能力生产的煤炭加价25%~50%。

　　很多经济学家都提到了“扩权十条”，指的是1984年5月由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决 定》，这个“扩权十条”是在1979年7月国务院颁布的《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的基础上对企业的进一步 放权。

　　“扩权十条”中规定，凡是属于企业自销的工业生产资料和完成计划数之后的“超产部分”(所谓“计划外”)，一 般在不高于或低于国家定价20%的范围内可以由企业自行定价，或者由供需双方在规定的幅度内协议定价。1985年1月 ，国家物价局与国家物资局根据国务院的指示，联合发出了《工业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在“通知”中进一步 取消了原定不高于国家定价20%的限制，允许企业按市场价格销售“计划外”的产品。

　　“通知”同时规定，对于那些在1983年以前有权取得计划内调拨物资的国有企业，以1983年的调拨数为基数 ，仍然按照调拨价享受生产资料的计划供应，而超过这个基数的部分，则要按照市场价格从市场上自行购买。可以说，到这个 时候，在工业领域，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安排正式合法化了。

　　紧接着在1985年2~11月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主持了对429家国有工业企业的价 格双轨制的有关调查。调查发现，1984年这429家企业的平均自销率(即自销产量占全部销售产量的比率)为30.0 8%，主要原材料的市场采购比率为16.41%，而到1985年1~6月，后一比率上升到了43.8%。

　　双轨制持续时间很短，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然后紧接着开全会，关于进一步深入体制改革，这里面有提到价 格改革，后来人们发现，价格改革已经不需要了，基本上放开了。

　　所以价格改革很有意思，我们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在前面设计方案，到底执行没有，执行怎么样，也不知道。价格改革 到底是怎么完成的，无从查起，我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任何思路，但是市场一直在发展。

　　双轨制的争论

　　经济学家内部对改革的顺序也产生分歧：应该优先改革什么

　　在1985年当价格双轨制在工业和生产资料上被鼓励实施之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却很快开始对它的利弊展开了激烈 争论。

　　1985年引发对价格双轨制的争论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当时宏观经济的失衡状况和转型初期出现的一些“设 租”和“寻租”现象。由于逐步放开了“计划外”的数量和价格管制，在计划内外之间进行的“倒买倒卖”和计划官员权力设 租的现象开始有所暴露。而在1984~1985年，以所谓“消费基金”膨胀为特征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积蓄，物价变得 越来越不稳定。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管理的政策争执不休。

　　在反对价格双轨制的经济学家那里，重要的观点是认为价格双轨制的推行助推了物价的涨势，让通货膨胀的压力挥之 不去。而且两种价格并存在客观上造成了官员和企业利用体制内外的差价进行套利的现象，滋生了企业向政府的“寻租”活动 以及贿赂等腐败现象以及严重影响收入的公平分配。

　　早在1985年初，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的郭树青、楼继伟、刘吉瑞和邱树芳等人就首先上书国务院领导， 提交“全面改革亟须整体规划——事关我们改革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们提出，价格双轨制本质上是有冲 突的体制，如果长期维持必将引起经济领域的协调失败，产生混乱局面，葬送改革的前途。然后他们在国务院领导的支持下开 始研究整体配套改革的方案，并在1985年8月发表了研究报告“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在这个研究报告中他们进 一步指出了价格双轨制的“八大弊端”，主张尽快取消价格双轨制，代之以整体配套改革的战略，来解决当前的宏观经济不平 衡和腐败蔓延的问题。

　　1986年，当时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设计办公室工作的吴敬琏、周小川、郭树青和李剑阁等写出一系列关于经济 体制改革整体推进的研究报告，其中也公开反对价格双轨制。认为价格双轨制就等于在同一条道路上同时实行可以靠左行驶和 靠右行驶的双重规则，必然导致撞车和混乱。同时他们提醒，双重价格并存必然助长计划内外的倒买倒卖和权力寻租现象，造 成腐败蔓延。

　　在中国经济改革推进战略的形成历史上，1986年是最戏剧性的一年。由于价格双轨制的推行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 批评，但对于价格改革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经济学家内部出现了分歧。而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内部对改革的顺序也产 生分歧：应该优先改革什么？当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是应该先推进价格改革还是先推进所有制改革方面。

　　郭树青，楼继伟、刘吉瑞和邱树芳等以及吴敬琏、周小川和李剑阁等，不主张实行太长时间的价格双轨过渡，也不支 持局部性的改革战略，而是坚持改革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形成了“整体配套”改革的思想。

　　吴敬琏在他的著作《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透露：本来国务院的常务会议在1986年的8月批准了配套改革的设计 方案。但是在10月，国务院领导突然转变了想法，与原来提出的价格、税收、财政、金融等整体配套改革的思路相反，转向 了以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为主线的思路，而且在1987年和1988年决定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

　　(本文系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和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周年大型周 年公开系列讲座”之一，本刊获得授权独家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