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耕身

　　诺贝尔奖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心痛，我们呼唤了那么多年，为什么呼唤不到？这涉及到高中文理分科，文理分科实际上是导致人才培养水平下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导致了我国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分离——据《广州日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近日指出，文理分科降低了民族的整体素质。因为过早的文理分科以后，理科的学习不再学历史、地理，不再和伟大思想家对话，那么科学家的人文情怀就有问题，对中国问题、对人类问题、对民族文化的关系、环境污染问题等等就会很少关注。他建议教育部立即组织专家进行取消高中与高考文理分科的论证。

　　朱永新对教育积弊的痛切与申斥令人肃然，其对教育应有之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追求让人感佩。但与此同时我又不免认为，将民族整体素质降低归罪于高中文理分科制度，可能有失片面。至少我们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若说理科学生因为分科而不再受到人文思想的浸润，那么文科学生就不应存在这样的现象。但中国的文科生是否就能保有完整的人文情怀呢？似乎也并不如此。就像一个及时的佐证，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杨师群教授仅仅因为上课时表达了批评政府方面的观点，竟被两名学生举报称“反革命”，令公众为之愕然。发生在人文学院的非人文事件，足以让人警醒。

　　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既是教育的核心价值，也更是一种普适价值。文理分科之利弊分析，或是否应当取消，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可以另作讨论。但是科学人文精神作为其普适性的存在，本应成为基础及常识性教育而予以普及，且无论文理科学生都应具备。这种教育通常被称为公民教育。朱永新所举中国问题、人类问题、民族文化的关系、环境污染问题等，无不是公民教育必须涵盖的内容。因为公民教育的实质，简言之即“传播公民知识，培养公民意识，张扬公民权利，呼唤公民责任”。公民教育始于1882年法国开设的“公民训导”课，历经丰富与发展，培养合格的公民就逐渐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教育目标，一些国家甚至以宪法的形式确定公民教育的地位。

　　与西方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的公民教育一直未成为独立的体系。在教化人心方面，未能突出公民人格的教育。这一方面表现为对一些普适价值的回避，另一方面却树立了过高的道德标准，而公民应有的法治观念、民主思维、理性精神、权利意识等，都未能及时撒播在每一个成长的心灵之中。这种基础及常识教育的缺乏，不仅造成了学生“高分低能”现象，也导致了教育界种种有悖科学与人文精神之滥殇。基于对此产生的忧虑，一段时间以来，“通识教育”这个词开始在中国教育学界流传。而考其实质，“通识教育”亦超不出公民教育的范畴。

　　公民教育其实就是一个“通过教育，让人民善于判断，并有能力做出决定”的教育。“如果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记住怎样解联立方程，那么可以肯定的是，90%的学生在毕业离校数星期后，他们从学校的获益便荡然无存；但如果你坚信教育的目的远不止这些，教育还应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思想，塑造自己的行为，那么，即便刚刚入学的孩子也已开始学有所获了。”这一段话，表述的是英国在国家课程中引入公民教育的原因。由此而言，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国民的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绝不是文理分科分掉的，也当然不会是取消分科而得以回归的，它是基于一种建立现代国家政治文明的信心。信心不具，教育只能扭曲化，愚昧化，功利化；信心所在，其教育必然是一种公民教育，所有的受教育者也必然都是有血有肉、有生命、有灵性、有尊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