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之许

　　再过20天，就是中共十一届叁中全会公报发布30周年，这一天，也被看作是改革开放的正式开端，距今整整30年。 围绕30年的总结与反思早已展开，对此，有两种观点截然对立，一种观点认为改革远未终结，目前的核心任务是继续深化改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改革已经结束，目前已经进入后改革时代。而以笔者的观念来看，上述两个观点都没有错，但也都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

　　如果从改革所试图达到的目标来说，改革当然远未终结。抛开争议较大的政治和社会目标不论，仅仅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目前，中国土地所有权尚未放开――这不仅指农村土地，即使在城市，人们所拥有的也不过是50年或70年的使用权而已；此外，以户籍制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存在，所以才有农民工的称谓；于是，土地和劳动力这两种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要素，其实并未实现彻底的市场化，我们能说改革已经完成了吗？除此之外，中国还有着许多不开放或不完全开放的领域，其中盘踞着若干庞然大物，掌控着资金、能源、交通、通讯等重要的产品和服务，这些垄断企业不仅通过扭曲的价格压抑了内需，更无效沉陷占用了大量的资本，而所有这一切，当然来自于资源配置的非市场化， 既然投融资体制也远未市场化，那么，改革的目标也就远未达成。

　　但是，如果从改革的推进机制来看，改革似乎又确实结束了。改革即意味着运用权力对既有的结构进行调整，于是，改革必然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改革者中立于既有的利益格局，或者说为了获得更长远的利益而自觉的削减短期的利益。在早期的放权让利阶段中，通过向地方下放权力，并将若干权利让与民间，大致符合以上定义，也因此获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进入到19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权力中立于利益的假设逐步颠覆，这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部门利益化，通过所掌握的部门权力而谋取部门利益，所谓的三乱即属此类；一是利益垄断化，前文所提及的垄断庞然大物并非市场化的产物，而是权力庇护的体现，几乎所有的垄断巨头都对应着相应的政府部门；三是权力私人化，掌握权力的个人通过利益交换，而获得自身最大利益。因此，既然权力本身已经深深地与利益相勾结，那么，权力对立于利益的改革前提已经无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原初意义上的改革确实已经终结。

　　改革目标远未完成，但改革的动力机制已然无存，如果将目光放至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领域，这一感觉就更为明显，这也就是当前改革的两个面相。其实，走到这样的关口并不奇怪，改革是对既有利益机构的调整，自然也就会在改革过程中产生新的利益格局；改革是运用权力的过程，新的利益格局自然也就与现行权力深深纠缠在一起，进而，与新的利益格局纠缠在一起，并日益获得更大利益的的权力当然也就会逐步丧失进一步改革的动力。那么，怎么样才能克服目前的僵局而继续迈向远未完成的改革目标呢？

　　一种是被我称之为鸵鸟式的看法，即眼光朝后看，继续呼吁独立于利益格局的权力的出现，这也正是当下最流行的深化改革论或“改革过大关”论，持有这种观点的多是当年改革的参与鼓吹者，有此观点不难理解，但他们不能回答的是，已经获得巨大利益的权力如何自愿地退出并中立于利益。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既然权力已经深深地卷入到了新的利益格局当中来，那么，就必须重新建立起利益与权力的关系，权力的行使不应当仅仅为特殊利益服务，尤其不应当为权力本身服务，而应当是各种利益的博弈的结果，而在这当中，权力自身的利益应当被降低至最小。

　　显然，要实现这样的转变是困难的，但在我看来也是必须的。由于权力具有强制性，权力自我利益膨胀的结果必然是一种马太效应，最终走向社会的撕裂，但是，可以预见的是，试图对已经利益化的权力加以约束改造，必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以暂时中立的权力运行为开端的改革，演化为今天的对利益化的权力进行约束改造，看上去很像是历史所开的一个巨大玩笑，但却是中国当代最迫切也最险峻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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