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达林

　　继网传辽宁铁岭市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河南新乡市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后，日前又有网友曝贫困县湖南平江县有10个副县长4个县长助理，记者随后浏览这位网友提供的平江县官方网站，确认了这一事实。(《新快报》12月4日)

　　随着网友对政府组织机构搜索兴趣的增大，一再出现的“打麻将可以凑几桌”的“超豪华编制阵容”，深刻折射出一些地方政府机构的臃肿。难怪有评论惊叹，官员编制“没有最多，只有更多”。一些网友更是讽刺道：“这样下去，还不如一对一，每个副市长管一个老百姓。”

　　副职超编扎堆，说到底，是官员的利益使然。政府机构的存在和维系虽然在法律上是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但实际中总是难以脱离部门利益，尤其是部门领导利益的纠葛。扩大本部门的编制，不仅能够为领导带来更多的权力和声望，更增加了其维持和提升自身地位的几率。正是在这种官僚组织的本性驱使下，政府部门的每一次机构精简都显得“伤筋动骨”，每一个部门在精简中莫不想着维持甚至借机扩大自己的编制。

　　从组织学上分析，政府机构应当本着“因事设庙、因事设人”的原则，确定其编制和管理幅度。每一级政府机构直接领导和监督的下级组织数目，或者一个领导人直接领导和监督的下级人员数目，必须与其所担负的行政职能相匹配。机构组织幅度过小，将会造成力所不及、失之力亏；幅度过大，则会浪费资源、产生“内耗”。最低成本原理要求组织机体小型化，能够由10个人组成的机构决不扩大到20人。这种规模的确定，应当以组织担负的职责为限。很显然，一个机关动辄上十人的副职扎堆，与现代社会追求行政效率的政府职责极不相称。

　　那如何杜绝官员编制“十羊九牧”的扎堆现象？笔者以为必须谋求行政组织法的完善。行政组织法正是从源头上控制和规范政府行政权、遏止政府机构臃肿膨胀的法律。然而，目前我国行政组织法很不健全，中央行政组织法只有一个《国务院组织法》，该法总共仅有11个条款，国务院的部、委、直属机构、办公机构均无相应的组织条例；地方行政组织法只有一个《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省、市县和乡镇等均无单独的行政组织立法。现有立法不仅条文粗陋，而且对政府部门的编制尤其是副职人数并无明确控制，这不仅与民主、法治原则相悖，而且也是我国历次政府机构改革成效甚微，机构精简后再度膨胀，以至最后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政府财政变成“吃饭财政”的重要原因。

　　现代社会，政府的产生来源于人民的同意，政府官员的任命也应获得人民的认可。一个政府机构应当保持什么样的规模，老百姓应当纳税供养多少行政官员，都应当有立法的明确规定。西方法治国家每增加一名政府官员编制，都需要议会批准，其法律程序严格到近乎苛刻的程度。相比之下，我国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副职扎堆现象，首先在于缺乏细致的法律控制。只有行政组织法先健全了，才能从源头上确保政府的每次“瘦身运动”不至于流为人为扩编的机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机构臃肿的惯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