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家琪 (同济大学教授)

　　“三十年间有与无”之二十八

　　1月的上海，雨特别多。民间流传着“鸡年无春寡妇多”(春节前就立了春)的说法，所以有许多人要赶在鸡年到来之前结婚，这件事竟闹到需要官方媒体出面“辟谣”的程度。

　　1月17日，上海《新闻午报》上最显著的消息就是“大平和铜川矿难正抓紧调查处理”、“南川云华矿瓦斯突出，10人死亡2人失踪”、“浙大失踪女生确认被害，凶手勾某已被抓获”；接连不断的矿难消息已让人的神经疲惫不堪，小的几个人遇难，大的几百人死亡，如2月14日(年初六)辽宁阜新矿业集团下属的孙家湾煤矿瓦斯爆炸，死203人，29人受伤，12人下落不明。一旦下落不明了，就会一直下落不明，不会再有后续报道的，就是有，除了失踪者的家属、朋友，恐怕也不会有多少人关心；再如赶在这一年过去之前，11月29日，黑龙江东风煤矿又爆炸了，至少150人遇难。在电视上偶尔看到家属的眼泪流在脸上结成了冰凌，我和少华也大哭起来，让人相信世间真有“始信东风唤不回”的东西。相比之下，松花江污染和省长喝第一口水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这喝第一口水的英雄举动，将作为榜样让后面的领导者“吃第一口什么”、“买第一个什么”、“坐第一个什么”和无数个“做第一个什么”。

　　要说大事，第一是连战和宋楚瑜相继来大陆访问。西安后宰门小学生的载歌载舞和那声“连爷爷”的称呼，让我感觉“过了”，为此难受了好多天。我毕竟是在那座城市长大的，后宰门小学离我们家很近，与我读书的中学就在同一条街上。

　　第二就是法国民众投票否定了《欧盟宪法》。作为发起国和核心成员，民众却不支持“欧盟宪法”，说明了什么？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什么才是更应该珍视的“普世价值”？“宪法”的权威总是无可质疑的，但订立“宪法”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对什么才是心目中的美好生活没有清晰认识，如果“一切权力源于人民，但他们只在选举日拥有它，此后就归统治者所有”，如果就如杰斐逊1787年1月16日在写给Colonel Edward Carrington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一旦我们的人民对公共事务变得漠不关心，你和我，国会和州议会，法官和总督，都会变得如狼似虎。”

　　第三就是我们开了一个纪念萨特、阿隆诞辰一百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这两个冤家对头，曾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走到过一起？为什么？左派和右派在什么情况下会取得一致？这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月27日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日。在电视上重新看到了集中营门前的那块“劳动使你自由”的巨大标语。

　　这一年的生日，第一次让老友世忠书写了陆放翁的一首绝句悬挂在自己的书房里：“慷慨心犹有，蹉跎鬓已秋；百年殊鼎鼎，万事只悠悠。”

　　我开始写我的《哲学的基本假设与理想国》；少华在医院开始写她的《记忆一生》，病情时好时坏，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转而求助于中医。

　　4月，北大的王炜病逝。他是我的老朋友了，曾拥抱着我说：家琪，要是我们这代人不把我们的经历变成后人的财富，我们就对不起这个时代。但他如此早地就离开了我们。后来，就收到了他的纪念文集《长歌唱罢风入松》。

　　6月3日、4日、5日，一连三个晚上，在那种悠长的、不绝于耳而又典雅至极的哀怨诉说声中，在同济大学的礼堂里，我们看了白先勇先生亲自执导的昆剧《牡丹亭》。“不来花园，怎知春色如许？不在中国，怎知岁月真真如梭？”然后，9月25日，在上海大剧院看了法国巴黎国家芭蕾舞团演出的《吉赛尔》和《波莱罗》。特别是“波莱罗”里那种不断重复着的旋律，是我早就熟悉但又百听不厌的。

　　我忽然真的喜欢上了上海，因为它让我有机会看到这些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艺术精品，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心灵满足。但不知怎么搞的，无论是看《牡丹亭》还是欣赏《吉赛尔》与《波莱罗》，我的心境都是那样的苍凉、悲哀，哪怕看到的绝对是美。

　　10月27日，应邀去上海美术馆看了“刘宇廉画展”，主要是连环画，画的是张志新。

　　萌萌已经卧床不起了。2004年9月中旬，我们曾在兰州参加一个共同的会议，会后我去西宁看我的老友中太，志扬、尚杰、郭大为与她一起去塔尔寺、青海湖，这就成了我们一起外出的最后记忆。

　　“像一只鹅一样大声叫嚷”是署名何郁的一首诗，发表在2月份的《文汇报》上，我在日记中留下了这首诗，但没有注明日子，因为我知道我永远也不可能像一只鹅那样大声叫嚷。

　　诗的最后几句是这样写的：“如果一个人/像一只鹅一样/快乐的时候，或者沮丧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地叫嚷/该有多好/更何况是在一所百年老校里/那里有自由而浪漫的阳光”。

　　2007年，就该是同济大学百年校庆的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