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盛翔

　　12月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封陕西小学生李子怡的来信，信里叙述了她和母亲被村干部剥夺一切合法权利的遭遇，恳请有关部门能为她们母女主持公道。

　　应该说，李子怡在信件中所叙述的内容，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实在太过平常，假使不是以“小学生来信”这样的方式来倾诉，我真的怀疑还会有多少人去关注。

　　我相信，李子怡写这封信时，也许对《人民日报》予以刊登，本身是没有多少信心的。因为她所写的事情有点“不具备新闻要素”，李子怡的小学生身份，某种意义上是其中唯一的“新闻点”。倘若没有“小学生来信”的新闻点，李子怡和母亲的遭遇断然不会有这么多人关注。

　　换句话说，“小学生来信”事实上已经成了一种无奈的维权创新。弱者维权一直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问题：要么期待媒体曝光，要么期待贵人相助，要么坚持上访，而正常的法律维权途径对弱者来说太过狭窄漫长且极其昂贵。其中，媒体曝光往往是成本最低且效果相对更明显的一种。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里写过：使用不停变换的新颖方式来表达陈旧的权益诉求，已经成了无助者抵抗社会审丑疲劳、唤醒社会良知的最有效甚至也是唯一可用的途径。为了吸引媒体眼球，各种无奈的维权创新考验着弱者的维权智慧。就像周星驰电影里“谁比谁惨”的情节一样，“小强”虽然只是一只虫子，但毕竟是一个由头。

　　曾经有过“跳楼秀”，也有过“讨薪新闻发布会”，最近还出现过“天罗地网图”，它们都是无奈的维权创新。不知道此后，会不会涌现更多的“小学生来信”，但我想，越往后被媒体刊登的可能性恐怕越小，而得到公众关注的机会更将加倍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