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英杰

　　12月6日晚，第4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揭晓，《海角七号》拿下最佳男配角、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年度杰出台湾电影工作者等六奖项，笑到最后的却是陈可辛执导的《投名状》，该片获最佳导演、最佳影片两个大奖。

　　《海角七号》一举荣获六项奖，恐怕包括导演魏德圣在内的许多人都不会觉得受冷落。况且金马奖作出如此“安排”，一定也有自己的道理。“年度杰出台湾电影工作者”也许体现了评委对魏德圣的认可，而把最佳导演、最佳影片颁给合拍片《投名状》，或在于表现金马奖的专业和高度及其不甘成为“本地电影奖”的决心。

　　但金马奖若真有魄力，就该颠覆传统、打破陈规，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两个奖项也颁给魏德圣。金马奖已经太久不能让人兴奋，这次本来有机会改写台湾电影史、创造影坛佳话，却又白白错失了。所以我才说，本届金马奖有意无意地冷落了《海角七号》。

　　这么讲，并不完全在于《海角七号》创造了台湾票房奇迹，或如有资深电影人所评价的，影片拯救了台湾电影；更在于这部电影本身无与伦比的文化穿透力。

　　《海角七号》的力量来源于逼视历史与现实的勇气。影片故事发生地台南恒春古城，并非妙手偶得，乃导演为理想苦守多年的灵感源头。故事发生的地点还有更为久远的历史背景：130多年前，当地原住民抗击日军的“牡丹社事件”就发生在恒春半岛，恒春亦建城于彼时。影片讲述了两段爱情故事，一段发生于60多年前日军败退时期，一段发生于当下，两段故事交叉演绎，互为衬托。

　　从这里可以看到，导演不仅抱有深厚的本土情怀，而且极具叙事野心：他试图让纠结一百多年的国仇家恨，以一种直面的方式得到“清算”。有人指责电影具有政治隐喻，这话说对了，好心的评论家们完全不用善意回护；但要指出一点，用“大毒草”来形容影片不仅狭隘而且迂腐。导演不过客观地呈现这一切，并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以宽容达成历史的和解。

　　除中日关系这一重大脉络，影片还呈现出多重矛盾交织的切面，如台湾本地化形态的“城乡关系”(阿嘉咒骂台北一幕)、宗教信仰、新旧观念以及现代与古典艺术的冲突(“国宝”茂伯的月琴和现代摇滚乐)，甚至对本地政治生态也有所渲染(“民意代表”马如龙亦正亦邪的形象)。这一切通过导演举重若轻的大手笔，使得恒春这一南部小镇俨然成为一个“地球村”，进而刻绘了一幅全球化时代无可回避的社会文化冲撞与融合景象。

　　说实话，一部电影能够处理好上述任何一对矛盾，便足以反映导演的才华，而像魏德圣这样在诸多复杂关系中游刃有余，更只能让人击节赞叹。《海角七号》可以说是这位60后导演蛰伏多年后的一次火山喷发。

　　此外，能将那些二线和新出道的演员集结一起，打造出一部震撼人心的宏大叙事，亦表现出魏德圣不世出的导演才能。这部影片的主角是台湾歌手范逸臣和旅居台湾的日本二线演员田中千绘(如果不是出演《海角七号》，她已准备打道回府)，其他非专业演员也均有上佳表现，比如息影30余年、获最佳男配角的马如龙，以及首度上镜、差点成为60多岁的“最佳新人”的“茂伯”饰演者林宗仁。把一队“散兵游勇”训练成“正规军”，无疑得力于这位同样作为“新手”的导演。这是我认为金马奖最佳导演该颁发给他的理由。

　　据称，侯孝贤看完《海角七号》后兴奋地说：“太好看了！台湾等这部电影等了好久！”颁奖现场，李安谈到这部电影时用了两个词——“后生可畏”、“与有荣焉”。一流导演的高度评价，说明业内并非不懂得这部影片的真正价值。而这恰又表明，金马奖的矜持可能更多出于非专业的考量。

　　评委们或许认为，把最佳影片、最佳导演颁给魏德圣可能引发激烈争议，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这位新生代导演的“进步”。而我觉得，与其三年内两度垂青陈可辛(连他都说：“金马奖对我太好了”)，不如让《海角七号》名至实归。套用片中一句台词，“给新人一个机会”吧！倘若连最能体会影片语境的金马奖都不敢果断地给予“最高荣誉”，指望谁来做这件事情？

　　金马奖也许将为错失《海角七号》而感到遗憾。无论《海角七号》是否魏德圣昙花一现的杰作，也不管影片是否存在不足之处，更不必提导演本人是否在意金马奖，可以肯定的是，这部影片将因其深刻的“问题意识”，一再地被人们提起。在我眼里，《海角七号》已经是今年的最佳影片。(作者系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