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大焕

　　当下，我国实体经济遭遇的严冬刚刚开始，刺激或培养内需成社会共识，但在路径选择上可能大相径庭。眼前我们就面临着许多矛盾冲突：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载文称,由于我国消费率明显偏低,要抓住当前扩大内需的时机,努力提高消费率，力争到2020年将消费率提高到75%～80%。该报道指出，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约70%以上，而中国的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据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的研究，当前我国居民的消费率世界最低。2007年底，51.2%的GDP是储蓄，48.8%才是消费，这里面还包含着13%的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只有35%，世界最低。

　　在此情况下，扩大内需，减税无疑是发动机之一。

　　但另一方面，面对三年4万亿政府投资的“内需大单”，一份写有赤字总额2800亿元(比2008年赤字增加1000亿元)的2009年财政预算，已经由财政部上报国务院。

　　出现财政赤字，必然要求更多的税收以弥补。而今年以来的税收形势正在发生多年未有的逆转：我国上半年税收增幅高达31%，10月份首次滑入负增长区间，11月份税收预计下滑9%。在外贸出口持续下跌、实体经济备受牵连的情势下，明年前景更不容乐观。有鉴于此，上周国税总局紧急发文要求各地税务机关加强税收征管稽查，尽量弥补税收缺口。

　　表面上看，减税主张与财政赤字形成尖锐冲突，减税空间很小。但如果看到税收锐减乃是由于税基迅速缩小(企业倒闭等)所致，我们就会赞成继续用减税的方式来扩大税基，从而避免因税负高昂而使税基进一步缩小、税收进一步减少的恶性循环。

　　经济学家张五常最近提出，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的推出可以接受，但只能限于提早及加速项目；鼓励“内需”应该改为鼓励“内供”即鼓励私营工业的发展。而要鼓励私营工业的发展，根本就在于减税，这点张五常没有说，但过去的历史经验可以告诉我们。

　　其一，改革开放30年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竞赛，其实就是变相减税。其二，近年来大量私营工业企业纷纷投资房地产，很大原因就在于税费过高；而房地产行业虽然税负也很高，但还是可凭其半垄断地位(土地一级市场由政府垄断)及可相对自由的准入而大获暴利。第三，如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先生所言，目前我国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包括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制度外收入、债务收入、企业亏损补贴等，合为税费总收入，其占GDP的比重，就是“大口径宏观税负”)已达到36%以上，已经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要高。(参见12月6日《新京报》)而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却很低。

　　因此，我们面临的总体情况是减税空间巨大。通过减税培养税基，促进“内供”、就业，然后进一步发展内需，这样的观念应该“深入官心”。短期内，减税会导致税收锐减，但可以用发行国债的方式来度过一两年的过渡期。一两年时间过后，随着税基的逐步扩大，税收会出现恢复性增长。这样就能形成低税负、高税收的良性循环。

　　(作者系《中国保险报》评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