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树浓

　　进入2008年，中国最高检察院正式提出了“劝返模式”尝试；其时，最高检察院已经“劝返”外逃贪官7人，使该模式初见成效。支持者指出，“劝返”有一举三得之功：对我方司法机关意味着追逃成功；可以为逃犯地国家节省刑事司法合作成本；有利于逃犯地国家的秩序与安全。(《长江商报》12月14日)

　　作为普通民众，面对诸多贪官外逃事件的最朴素情绪，就是希望这些贪官能被抓回来，接受法律的审判与惩罚。然而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这些年来中国政府虽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但无论引渡、国际刑警组织缉捕、还是刑事司法合作的形式，所取得的成效都不大。能成功抓回的贪官寥寥无几，即使能抓回，也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高检提出了“劝返”模式，并要大范围地推而广之。

　　从国家的反腐工作大局来看，贪官能“回来”总比“不回来”好，但在笔者看来，成功“劝返”外逃官员7人，并不足与当成是一种司法“政绩”而沾沾自喜，如果“劝返”模式真的当成典型来在全国来推广，这反而是一种悲哀。事实上，“劝返”并不是一种司法程序，而是一项思想政治工作。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由最高司法机构之一的最高检提出，本身就是一种不严肃。

　　　不从法理上的角度来理解，就操作层面来说，其取得的成效也是令人质疑的。正如那位云南省反贪官员所说，“很少有贪官愿意主动回来，否则他们当初就不会逃。”也就是说，那些外逃的官员之所以愿意回来，并不是工作组人员的思想工作做得好，而是我们法律公正要为他们付出代价。假如不承诺轻判他们，我们的“劝返”模式能取得初步成效吗？事实告诉我们，那是不可能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制社会最基本的准则。重判与轻判本应该是一个立法的概念，司法者可以随意改变轻判重判的尺度，这是一种“人治”的表现。这样的承诺不仅不符合公众的期望，更是与法律的公正与尊严相悖离，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不应被忽视。

　　事实上，即使对贪官承诺轻判，也不能保证诸如杨湘洪之类，在国外“逍遥自在”的出逃官员都真正愿意回来。除非是承诺不追究他们的所有责任，但这样的“劝返”除了让一些人能捞一把“政绩”之外，对反腐工作有什么实际意义呢？笔者更担心的是，以承诺轻判为前提的“劝返”模式，会增加贪官外逃的底气与筹码，从而造成贪官腐的败胆量越来越大，官官相卫的气氛越来越浓。以目前的反外逃体制，贪官外逃成功的几率很高。如果东窗事发后想办法逃出去，即使被“劝”回来也可以被轻判，那么无论“贪腐”还是“出逃”，对于某些贪官来说，都会变得更加“何乐而不为”。另一方面也是纵容了某些监管者对出逃者的“保护”，演变成一种“官官相卫”的新形式。

　　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是法制社会反腐工作的出发点。反过来说，以司法妥协来推动反腐工作并不能体现法治精神的应有之义。所以，“劝返”模式只可理解成是针对当前特殊阶段，能部分“治标”而不能“治本”的一种无奈之举，其所反映出来的恰恰是面对官员“出逃”，我们的制度很无力。要真正惩治“裸体做官”，唯有加强反出逃制度建设，比如建立完善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加大对问题官员的监管以及对官员出国的限制；同时加强国际反腐合作，通过完善制度来促进外国政府对中国反腐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当然，这是一项长期而艰辛的工程，但必须指出的是，制度建设的完善是以抛弃“劝返”之类“人治”模式为标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