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指令性的计划经济，由中央通过各部委统一管理，各类物资实行统购统销，这严重影响了经济系统的有效运转。

　　两个例子可以说明现实中的这种非效率。当时沈阳两家工厂，一家是变压器厂，另一家是冶炼厂。两家工厂都由国家来统一集中计划，产供销都掌握在政府，企业没有自主权，因此也没有积极性。两家厂一墙之隔，但是由于隶属不同部委管辖，两家工厂之间不能直接进行交易。变压器厂需要的铜，都必须通过统购统销渠道从全国各地调到沈阳来，冶炼厂生产的铜也要调到全国各地去出售。现在看起来这种做法不可思议，如果两家工厂互相运输就可以节省时间，继而大大地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另外一个例子是，1956年时，上海天气炎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需要购入鼓风机进行降温。但是由于企业没有自主权，采购都需要打报告，要通过七个部门的审批。当最后一个部门审批完的时候，夏天已经过去了。因为计划经济就是审批经济，没有审批就不能执行。我在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写了一篇题为《企业一定要有自主权》的调研报告，发表于1956年12月《人民日报》。那一年，毛主席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像家和企业的关系，一切权力统一到中央，把企业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要发挥“两个积极性”，更主要的是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出路，因为脑子里有个传统的观念：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根基。明明知道有问题，却谁也不敢动，那篇调研报告后来也受到了批判。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困难之中召开的会议，该次会议在理论上打破了两个凡是，这标志着思想理论上的禁区开始打破了。此前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安徽小岗村的包干到户。当时任安徽省书记的万里发现，安徽虽为农业大省，却有着大量的外出乞讨的农民，其原因在于，受到左倾思想影响，实行人民公社的生产体制，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后来农业实行“大包干”，除了交给国家的、留给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所以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就丰收了，农民吃饱饭了。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中国社会有今天就是因为有改革开放，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市场经济为中心，大家集中精力搞生产、搞发展。但是，一个民族的思想解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只是在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加入一定的市场调节，来促进各个经济主体的生产积极性。这虽然促进了经济、尤其是农业的发展，但还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的微调。十二大提出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因为计划经济反映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个基本思路要坚持。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但是当时思想还不够解放，还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是主要，商品是次要。我在十三大上又提出三条意见。第一，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只是手段的问题，不牵涉到社会主义的属性。第二，要用经济合同取代指令性计划。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化，计划跟市场要逐渐结合起来，亦即将实物性的计划转向政策性的计划。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批判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又一次出现，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阐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只是一种手段和方法，这一争论才暂时告一段落。

　　近来，金融危机从美国蔓延到了全世界，这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是错的，只能说明我们在市场化进程中必须加强市场的监管。因为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政府只需在必要的时候推行宏观调控，市场就可以健康发展。

　　总而言之，市场化改革道路是中国经历了30年风风雨雨才探索出的一条正确道路，在任何时间都不容动摇。 (张牧扬整理)

　　本文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日前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发言记录，我们在此特别向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