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基础有以下三点——一是中国的统一。在明朝时，中国人口已经达到了2亿，在清朝时则达到了人口数量的一个顶峰，正是为了管理这么庞大的国家，中国建立了一个系统性的治理结构，即官僚体制，这种官僚体制通过科举考试和对官员长达20多年的观察，不仅培养了官员们的官僚思想，也选出了一批具有军事才能的将领，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特别是文化方面的统一。这一点对经济社会的进步是很重要的，但是这种统一也有其不利的影响，统一的社会因其长久的稳定性而会形成保守的政府，当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时候，保守的政府在改革问题上便会犹豫不决，这部分是由于他们需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也就解释了如下现象：1840年以来，中国政府改革迟缓，导致了国家发展的落后，虽然有过被侵略，但中国仍然是一个有统一管理机构的国家，能够统一人民的思想，使他们有共同发展经济的意愿。

　　二是中国的教育。中国崇尚的是儒家教育，而儒家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学而优则仕，一个人要想成功，就一定要刻苦读书以便于将来能够进入政府机构，同时，高水平的教育也是复杂商业体系所要求的，晋商和徽商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19世纪，教育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一点上，中国要好于同时期的日本。因此，中国有着发展教育的文化基础，事实上，中国的教育基础一直都很坚实，这一点也可以从在美国学习工程专业的中国学生数量上看出。

　　三是中国高端的商业贸易体系。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贸易是受限制的，市场受到了极大的压抑，但是人们从事商业的热情却并未因此而降低。此外，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在国外从事贸易活动，这些商人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作为国际城市的香港，也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香港人的营销活动促进了内地贸易渠道的扩宽。

　　1949年后，中国采取苏联模式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首先，苏联的成功告诉世界，苏联的经济模式可以打造出现代化的经济；其次，中国在建国后，参加了抗美援朝。为了支持军事国防力量的建设，只能遵循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此外，当时的人们也有亲苏的思想，所以这种发展模式在中国获得了很好的实施，改革开放前，中国年均6.1%的经济增长率也说明了采用这种发展模式的成功，虽然6.1%的增长率有点夸大，但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发展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奠定了一定基础。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识青年下乡政策，事实上也存在积极的一面的。下乡劳动虽然摧毁了一代人的青春年华，但是成功地使得这群青年认识到当时中国农村地区的现状，也更加清楚地了解中国的问题，这对以后的改革开放是有积极影响的。此外，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苏联的垂直融合体系，摧毁了国内试图推行自由化的左翼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形成了统一。

　　以上的这些条件都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历史基础。我们不仅应当从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中吸取教训，也应当从中国后30年的经济发展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不能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不能采取这些错误的政策和错误的指导；经验是：任何发展中国家在学习中国发展模式的同时，应当看一看自己是否具有像中国一样的历史基础，是否有坚实的教育基础来开展改革，是否有强有力的官僚体制来推行改革的措施。 (余静文整理)

　　本文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日前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发言记录，我们在此特别向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