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耕身

　　因警察执法意外导致一名示威少年死亡而触发的希腊大规模骚乱在持续一周后仍未见平息迹象。《中国日报》援引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称，在过去几天的对峙中，希腊警方几乎已经用光了库存的催泪弹，不得不向其它国家求援。除了在希腊全国蔓延，这场动荡还随着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安情绪波及到欧洲其它国家，甚至有欧洲"愤青"打出了"欧洲革命"口号。

　　漫长而混乱的一周之后，那个16岁少年之死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或只剩下作为导火索的意义。涌上街头的人们把少年的尸体扛在肩上，喊出的却是自我的愤怒与不满。这似乎早已自不待言：执政党官员不断卷入丑闻，导致希腊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在他们眼中，政府官员大都严重腐败。这次骚乱事件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希腊青年人对政府不满情绪的绝望式宣泄。与此同时，正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希腊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失业率高达7%，民众的贫穷化程度加重，这是导致骚乱的深层经济原因。

　　经济危机总是与社会危机相伴相生。我们对潜在社会风险做出了充分的评估吗？对可能的社会危机做出了充分的准备吗？骚乱发生后，希腊政府以及一些有识之士都在大声疾呼，"谁也没有权力利用这场悲剧将国家带入瘫痪的境地"。然而，世人更关注的却是，谁是那个有权力将国家带出瘫痪境地的人？毫无疑问，民众诉求所凝结之处，正蕴藏着一切应对与和解之道。这将让我们发现，越是社会处于危机之中，越考量着政府的公信，如官员能否与民众共度时艰，以及权利的平等，如社会保障制度的效率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真正有权力的人"，不是那些手握权柄者，而是那些看似一盘散沙、柔弱可欺的民众。

　　发生于经济、社会双重危机下的希腊骚乱，令全世界五味杂陈。在这个充满寒意的冬天，早已没有谁能够置身事外，也将没有谁能够悠然于一个高风险时代。作为一种"盛世危言"，早在2004年9月的《国际先驱导报》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就曾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中，有51位对"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回答了"会"。显然，对于今天正置身于全球经济危机的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无疑是如何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作者系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