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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集权对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的作用
作者：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改革开放30周年与中国的“奇迹”专题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以下几点显著的特征：生产总量增长，并且十分稳健；资本积累迅速，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K／GDP在不断上升；资本的回报率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随着资源在不同地区、所有制和部门中的配置，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基尼系数不断增长。数据表明，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呈现波动，而在90年代则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这种增长方式和20世纪80年代的增长方式不同。80年代的增长主要呈现如下几点特征：产出的增长伴随着波动，通货膨胀很高，资本积累率低，基尼系数低，劳动力的迁移很少。在80年代，经济还是受到中央计划的影响，市场机制只是在定额之外和少量经济特区发挥边际性的作用。经济体制基本上沿袭了旧有的体制，只是地方上的权力更大，对利润有更高比例的保留。我可以说，如果我们沿袭80年代经济的发展轨迹，那么我们在90年代的经济转型和发展就不会是成功的，而可能完全是失败的，陷入到类似80年代的前苏联和东欧的发展陷阱中。中国经济的发展通常被认为得益于80年代渐进性的增量改革，而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方式可以看作80年代激进改革尝试失败的结果。80年代的改革尝试，导致了国家能力下降、高通货膨胀、腐败、经济混乱，并最终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动荡。我在此要探讨的问题，不是中国为何要通过渐进的方法来实现经济的改革，而是中国为何能够成功地在1989年以后走出原来的发展路径，走上市场化的渐进改革道路。
为什么中国在90年代初的集权可以带来1992年后经济稳健的增长？这背后的逻辑何在？我的观点基本上可以这样展开：为了纠正经济上的混乱，需要采用市场机制来取代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很多方面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存在很强的外部性，因此地方政府没有动力来推行改革。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改革项目需要中央政府来统一协调，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只能是至上而下进行的，而不可能是至下而上的。改革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需要创造足够的激励，来保证地方政府参与到市场导向的项目中，提高经济表现。90年代初的财政和政治上的集权可以看作重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实力，来开展经济结构的转移。90年代中期的很多改革，如价格机制改革、要素市场改革、劳动力流动、金融改革、所有制改革、汇率改革、经济开放和引进外资等等，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下来理解。Blanchard and Shleifer指出：“中国经济中分权的好处得到了很多赞扬，这其中我们忽视了一些东西。至少在分权带来经济利益的背后是某种形式的集权。没有这种集权，提高地方积极性的政策成本太高，不可能单单通过经济或财政上的安排来实现”。所以我的观点是，促使中国经济1992年后稳健增长的关键，不是分权，而是集权。
1994年的财政改革无疑是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动力。由于政府认识到必须实施非常坚定的改革、把市场改革做到位，政府在改革当中放弃了财政支出的分权，把地方政府的权利收到中央。针对1994年的财政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很多实证的证据。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于GDP增长的作用在1994年前后是完全不同的。放在一个回归分析中，把GDP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财政分权当作解释变量。财政分权的解释系数表明，在1994年前是负向的影响，在1994年以后才是正向的促进作用。很多研究，包括我个人两年前的研究都发现了这个结论。我们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1994年在改革和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
集权对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的作用是很有趣的发现。我们需要更多的实证证据来验证这些假说，也需要更仔细地思考集权和经济结构市场化的改革在90年代后的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
(本文根据张军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日前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高层国际论坛”的演讲记录整理而成，在此特向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鸣谢。文字整理：俞浩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