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之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改革开放30周年与中国的“奇迹”专题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一个最重要的创新，就是提出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但是，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很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口号，并没有经济学上的实质内容。

　　我想通过近两年出版的两本回忆录来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实质性的经济学内容。一本是陈锦华先生出版的《国事记述》，陈锦华1990年担任国家体改委主任，那是中国改革比较重要和非常艰难的时期。他在这本回忆录中记载了他受当时中央领导之托，组织体改委理论局查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根据，最后发现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经济的“效率”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帕累托写了三卷本《欧洲社会主义史》，由此推测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可能存在某种理论上的关系。第二本回忆录是赵启正先生写的《浦东逻辑》，赵启正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并且是浦东新区开发第一任管委会主任，他在这本书中详细记载了浦东的崛起过程。他把浦东的开发模式总结为“空转启动、滚动开发”。“空转启动”是指，先估算出公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可能产生的收入，把土地转让收入作为国有股的股本，注入浦东开发区4个开发性公司。一旦开发有了分红以后，就可以向银行贷款。还可以吸引外资包括民间的资本。第一轮开发是一个“滚动开发”，一旦开发以后，国有土地价值上升，国有股可以进一步分红，进行下一轮的投资，所以叫做“空转启动、滚动开发”。我认为这个例子非常生动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性的经济内容，即公有资产在市场经济中的运作。

　　当前金融危机的两种救市方案之争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最初保尔森提出的救市方案，是用7000亿美元来买金融机构的坏账，这普遍被认为既不公平，又缺乏效率。不公平是指，用纳税人的钱去为那些过度投机的金融机构买单。更为重要的是，如索罗斯所言，整个坏账有好几万亿美元，用7000亿美元买是没有效率的。他认为必须将这些公共资金入股银行等机构，进行一部分国有化，才能够保证既有公平，又有效率。这是因为，根据巴塞尔协议，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到达8%，那么，如果这7000亿美元作为股本注入的话，便可以支持8万4千亿美元的安全资产。目前，英国已经持有皇家苏格兰银行50%的股权，美国政府持有美国国际集团(AIG)79%的股权，这已经和中国目前的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的做法很相似了。根据历史经验，所有这些救市经验都来自大萧条时期的金融再造公司。它是1932年胡佛总统建立的，也是用纳税人的钱购买私人金融机构的股份进行注资。它存在于1932年到1955年，一直延续了23年。在23年的时间内，美国很多银行和企业都有大量的国有股存在。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不仅可以在中国的上海等地得到呼应，而且在整个世界范围来说也是有呼应的。我们现在讨论大小非解禁、国有股减持，认为这是趋势。这个思路可能要倒过来，实际上我们的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并存的做法对危机中的国际社会是很有启示的。

　　如果我之前所言正确，则公有资产产生的收益不仅不妨碍私人资本的发展，而且能够增加私人资本的回报。原因何在？公有资产有了收益以后，就使得政府不必过多地依赖国债和税收。我们现在为了刺激经济，正在推进减税。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推进减税，很大原因在于我们在2007年底决定国有企业第一次向国家分红。在这之前长达20年的时间里，国有企业都是把利润留在自己内部，不向国家分红。国企分红带来的公有资产收益，使得我们可以减税。公有资产收益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香港：香港的所得税是全世界最低的，但香港的医疗还是免费的，为什么能够做到呢？因为香港政府拥有公有土地，公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带来收入，使政府不必要收过多的税。这样促进了民营经济和创新精神的发展。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是，中国的实践和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的观点不谋而合的。米德是英国费边社的成员，他毕生探索建立一种叫做“自由社会主义”的体制。他的构想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由资本合作；另一个是社会分红。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只是向政府的财政部进行分红，以后则可以进一步向公民个人进行分红。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做法可以为我们所借鉴。阿拉斯加州的石油归州内全体公民所有，所以阿拉斯加州州长哈蒙德提议建立一个“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本金是开采石油的收入，投资收益用来给本州每个居民进行社会分红，这样，阿拉斯加在美国率先取消了州个人所得税。我认为，中国可以借鉴阿拉斯加的做法，考虑用公有资产的社会分红来代替低保。通过建立面向全民的共同基金，不但能够使公民享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而且可以促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促进公民关心国有资产和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本文根据崔之元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日前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高层国际论坛”的演讲记录整理而成，本报特向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鸣谢。文字整理：葛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