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里·杰斐逊(Gary Jefferson)

　　(美国布兰德斯大学经济系教授)

　　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改革开放30周年与中国的“奇迹”专题

　　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谜题：很多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在转型中遭遇了失败，但一些忠实地依据华盛顿共识推行改革的国家也未能成功。那么，中国为何能够在转型过程中取得非同寻常的成绩？有人认为，华盛顿共识本身是错误的，或者被某些人所误读；也有人指出华盛顿共识同中国的实践相一致；还有人认为中国正在向华盛顿共识靠近。但是，这几种解释都未能正确理解中国的转型与华盛顿共识之间的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还存在另外一种解释，即中国的经济转型本身就很难遭遇失败。中国有着独特的改革初始条件：(1)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2)靠近“四小龙”；(3)文盲率较低；(4)有助于促进创新和竞争的分权制管理体制。这些条件使中国能够有效地推行去集体化改革和贸易开放政策。中国经济的转型，事实上印证了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观点：Solow的新增长理论把生产力的增长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Lewis强调了剩余劳动力再分配的作用；North强调了制度和竞争在形成激励和推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Coase则指出了产权和交易成本的重要性。这四个方面都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得到了体现。

　　林毅夫教授区分了引致性(个体选择)的制度变迁和强制性(政府强制)的制度变迁，并指出这两种制度变迁可能会相互促进。同时，他分析了四个能够推进制度变迁的因素：技术变迁、要素禀赋及其价格的变革、制度选择集的变革，以及其他制度安排的变革。这些因素都有可能改变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造成现存制度的非均衡性，并进而引发制度变迁。以下通过三个例子证明这一理论对于中国实际的解释力。

　　第一个例子是集体农业的解体。在这个问题上，林毅夫教授做出了独到的分析。一方面，新的农业技术的出现提升了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因而促成了自发的、引致的制度变迁。另一方面，1957年至1977年间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停滞和落后，推动中央政府放松对于改革试验的限制，一些地方政府(如安徽)甚至积极地支持这种试验(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导致了认可性(而非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而政府对于变迁的认可又进一步推进了自发性的引致性制度变迁。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农业生产投入品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形成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并激励政府推行土地转移权改革。

　　第二个例子是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主要是由放宽市场准入和取消工作分配制这两项改革所激发的。这两项改革造成了制度非均衡性，并进而创造了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市场准入的放宽促进了乡镇企业、合资企业的出现，这些企业能够为高能力工人提供较高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高能力的国企工人的机会成本提高，他们开始退出生产率低下、因而无法为自己提供竞争性工作的国有企业，进入其他企业。这又进一步造成了相关国企生产率的降低、利润率的降低、相对工资的降低，并继而导致更多工人退出，形成一种逆向选择循环，导致国企出现亏损。这种逆向选择激发了国企改革。政府将企业管理权下放给经理，使其有权雇佣和解雇工人、设定工资率，从而实现帕累托改进。

　　第三个例子是政治改革。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中国政府推行了产权私有化改革，把财产权从国家转移到个人。集体农业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住房改革、国企改革、知识产权改革等，都体现了这一努力。然而，产权私有化改革引发了报酬分配等问题上的争议，这又进一步造成了制度的非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转变身份，从经济发展的管理者转为协调者和仲裁者，否则政府将会在执政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政治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综合而言，我认为中国的改革有如下几点特色：第一，政府在畅通渠道方面付出了努力；第二，在推行各项改革的时候，通常是先试点、再推广；第三，在中国的改革方面，存在很多数据，研究者可以据此开展很多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加里·杰斐逊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日前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的演讲记录整理而成，本报特向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