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社论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评论之三

　　12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既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又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

　　这“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三问”的发出，指明了执政党对自身执政理念的升华与发展。

　　自古至今，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强调“民本”的作用，正所谓“问民何所意，为求世间暖”。从构成中华文明主题的儒家学说中“民为贵”的思想，到现代社会的民意与选举、监督，无不体现了这种精神内涵。更可贵的是，“三问”凸显出的是新时代的精神，与这个时代的大背景相吻合。

　　我们这个社会已经跨入了互动的时代，随着网络以及其他快捷传播方式的兴起，更便捷、更快速、成本更低的互动交流，已经变成现实。传播与采集民间意见，已经不再是高难度的工作。可以这么说，在传播成本越来越低廉的时候，充分征求民间意见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所欠缺者，是如何利用这种技术手段，发扬更好的执政为民的精神和理念。

　　而“三问”所提出的思想，正是一种执政者与民间的良性互动。我们知道，有问有答、解决问题，才是这“三问”的精髓所在。在“三问”里，包含了“三答”的重要观念：其一，执政者要主动征求民间对政策的意见，在制订政策时，更多地考虑民意因素；其二，当执政者发出问题时，也就等于是承诺了对民意的回答必不可少。

　　不可否认，民意的采集与整理，在很多时代都有，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民意最终能在决策层面上起到多大作用。所以，问政于民的效果，要通过民意的回答来使其价值得到体现；民意的回应，则要通过执政者的发问来整理与归纳，两者缺一不可。只有这种互动的机制真正建立，才能使上下沟通的渠道畅通。

　　应该说，我们下采民意的工作从来没有中断过，不论是频频召开的各种级别与目的的听证会，还是各级政府的关于政策实施的意见征求，都是渐成规模、渐成习惯。但是，我们也从中不难发现一些不甚符合潮流的声音。比如听证会是汲取民意的渠道，但有些政府部门仅仅把听证会当成一种具文，结果民意不但没有真正进入决策的考量过程，反而成为政策背书的砝码。这显然不符合“三问”的精神。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对民意的“问”流于表面，把这种流于表面的民意征集结果，当作政绩上报，只有问卷的调查而没有解决与回复的结果。如此一来，“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就成为粉饰其政绩的装饰品。这显然是违背了“三问”的精神。须知，没有结果的问，会削弱公众对政府征求民间意见诚意的信任。

　　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所说的“从人民中汲取智慧，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得到人民充分信赖和拥护，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凝聚起强大力量、提供根本政治保证”，正是诠释了这“三问”的核心问题之所在。也就是说，在“三问”之后，一定要有相应的“三答”，才能真正从人民中汲取到智慧。

　　“三问”与“三答”的精神，是政府得到人民充分信赖与拥护的基础。从执政者主动“三问”到民意有效“三答”，这种良性的机制之建立，是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