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我能够感觉到你的这种努力。的确，回顾这30年的历史，寻找到合适的表达路径，比如概念、词语等，这非常重要。

　　陈家琪：是啊，说到底，这三十年对我们所具有的意义，依赖于我们所能找到的表达，依赖于我们用怎样的概念、用什么样的词语，来重构过去的岁月。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找不到恰当的概念与词语来重构历史，重构我们的时代。语言的贫乏严重制约着我们的思想，而这种贫乏又与学校及媒体几十年来用习惯了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对我们的影响有关。

　　新京报：读你的这组文章，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你的命运似乎与我们国家的命运，有一种巧合。

　　陈家琪：你的感觉很对。我个人的命运，的确与我们国家的命运，有一种巧合：1966年，由于父亲的成分问题，我与母亲被迫迁离西安市。迁离的那一天，1966年5月16日，被正式定义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日子；1978年，我考上了武汉大学外国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自己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转折。而这一年，也就是今天的30年前，我们国家开始了改革开放历史里程的起点。

　　新京报：1978年，你和硕士研究生同学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有过不同看法吗？

　　陈家琪：当时我们有过激烈的辩论，比如，就有人问：难道阶级斗争说没有就没有了吗？工业不学大庆，农业不学大寨，工业、农业怎么发展？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得上来。

　　但是，当时的我，发自内心地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拥护改革开放，而且认为“开放”比“改革”更根本、更重要。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不计其数，但近代以来阻碍我们发展的，就是一个开放不开放的问题。这种信念一直坚持到今天。

　　我们必须在厘清概念上下工夫

　　新京报：对这30年的变化，从整体上看，你个人做什么样的评价？

　　陈家琪：这30年的变化，无论怎么说都不会过分，我几乎想到了当年李鸿章的那句名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30年前，再有想象力的人，也想不到我们国家会变成这个样子。

　　新京报：可是，对年轻人来说，这些都是平平常常的生活。

　　陈家琪：的确，比如在地铁上，年轻人觉得这一切都理所当然，没什么好奇怪的；只有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才小心翼翼地东张西望，知道这个国家正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除了能看见的，还包括看不见的，除了自己能想通的，也包括某些想不通的。

　　新京报：你认为当下社会的精神状态存在什么问题？

　　陈家琪：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信念，还是道德价值观念上的混乱。我们丧失了整理、解释、说明生活之意义的框架。还是法治而不是法制的不够健全，还是权利而不是权力的保障不够有力，是必需的东西还没有真正成为人们精神上的必需。许多至关重要的概念，我们依旧停留在抽象性的认识上。这是所有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人的失职。

　　新京报：在改革开放30年后，我们在深化改革的道路上，应该注意什么？

　　陈家琪：在我看来，我们这个民族的根本，都要建立在对精神的追求上；而这种追求，又一定具有全球或全人类的视野。从实际生活上来说，也只有这样的视野，才能给我们什么好、什么不好的比较。特殊性越丰富，关于美好生活的概念也才能越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