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舸

　　在出席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举行的“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闭幕式活动之后，温家宝总理20日下午出人意料地出现在该校的图书馆，与百余名大学生畅谈心声。在座谈中，他多次强调政府一直把大学生就业放在首位。(中新社12月21日)

　　经济寒风吹袭之下，就业形势吃紧成为不争的事实。上至不少高官表态，下至民间舆情，目前有关大学生就业难普遍的共识指向为，连续多年的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产生了诸多问题。除了大学高收费、庞大的贫困生阶层之外，当前最突出的是大学生就业难。而这一表象之后，则是高等教育培养质量的明显滑坡，以及高校的培养目标、学科专业设置、教育内容和方法等许多方面不能够适应当前发展的实际需要，显示了高校办学体制、教育模式的相对封闭和改革的滞后。

　　当前不少技术含量较低的企业在人员招聘时倾向于招“应用型中低学历毕业生”，导致一些大学生无奈之下隐瞒大学生身份，这折射出一个沉重的现实———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才结构不甚合理。在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培养高技能人才，仍然是这些国家教育的一个支点。良性的教育机制造就了良性的人才构成，形成了白领占25%、高级蓝领占45%、低级蓝领占30%的钟形结构。而我国的同样数值则分别为10%、15%、75%，因此，我国人才结构是一种高级蓝领极度缺乏的金字塔形结构。

　　一个学生是否自愿接受职业教育，自愿成为一个高级蓝领，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收入水平，二是体面程度。相对来说，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由于高级蓝领的短缺，某些高级蓝领的工资水平已经超越同等条件的大学毕业生。不过，就体面程度而言，在工厂工作的蓝领尽管工资较高，但是，他所享受的社会评价却并不高。与白领相比，蓝领即使是高级蓝领，他们在劳动权利保障方面也要比白领差很多，收入的稳定水平也远不及白领。

　　从某种意义看，我们制度的细节设计导致社会成员享受制度福利不平等事实的存在，难以让蓝领体面起来。增大学生和家长对高级蓝领入行的可能，不仅仅是提高收入的问题，其实，源于社会制度和社会心理的歧视也不应为我们所忽视。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就业平等。以劳动报酬为例，一个人虽然找到了工作，但在该项工作中得到的劳动报酬却低于同岗位的其他人，则其就业仍然是不平等的或者说是被歧视的。这种不平等更多地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弱者、供给过剩类别，如大学生就业中的“零工资”现象，利用试用期条款实现差别工资等。对此，政府应当制定相关的政策，政府的职能部门也应当有效地行使劳动监察的权力，制止和杜绝这些现象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