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改革开放30周年与中国的“奇迹”专题

　　法律体系与经济增长

　　作者：琳达·岳(Linda Yueh)(牛津大学教授)

　　本文旨在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的法律体系发展跟经济增长之间是什么关系？第二，中国的法律体系跟经济的发展结构是如何匹配的？第三，发达国家(如美国)处在与中国相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时的法律体制是什么样的？

　　为了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必须首先区分市场体系和法律体系两个概念。法律体系为市场体系提供了一种知识配套机制，而市场体系的发展会推动法律体系的变革，不同法律体系对市场体系的发展有不同的意义。

　　为了评估法律体系，有必要建构一个对法律体系进行衡量的指标集，这个指标集主要包括：1)政府在开展法制方面的监管质量；2)对投资者的保护和合同的实施力度；3)知识产权的保护；4)打击腐败；5)司法体系的独立程度。以此为基础，可以对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作出较为细致的比较。从国家的监管质量这方面看，中国做得比俄罗斯好，但做得比匈牙利、波兰这两个转型期国家差；从保护投资者这方面看，中国做得不是很好，跟巴西、加拿大等很多国家相比都落后；但是在合同执行方面，中国比其他发展转型国家做得更好；从完成一个法律程序即签订合同、解决合同成本方面看，中国的法律体系较有效率；从知识产权保护和打击腐败的角度看，中国做得不太好，一直遭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

　　通过综合考察上述五个指标，对多个国家法治的发达程度进行评比，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中国的得分是45.2分。发达国家得分都比中国高，比如美国和英国分别为90分和88分。但是同一些新兴的经济体系、过渡期的转型国家相比，中国做得并不是很糟糕。中国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却缺乏公民的财产权，这是中国法治非常明显的缺点，跟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法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当然，仅从这五个指标不可能完全评价中国的法治状况，评价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金融界专业人士Crash教授曾指出：“我们需要一个好的法制体系帮助我们构建一个好的金融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有了一个好的法律体系，还可以发展出一个更好的金融体系。从英美等国的发展历史看，市场的很多发展都是基于股份制公司和自由贸易，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法律体系保护这些相关方。比如在19世纪的证券交易所，对于少数派股东来说并没有一个好的法律保护体系。一旦发生问题，就会进行法律体制改革并建立保护这些少数股东相关的机制。”实际上，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也是在市场的发展出现一系列问题后相匹配进行的。20世纪90年代改革初期，深圳发生了一些丑闻、纠纷之后，才开始通过相关法律体制的改革。中国的法律体制是在不断演化发展的，其主要动力来自于市场变革的力量。

　　法律体系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是相互促进的，应该超越法律经济体制的框架。有时产权的界定出现在正式法律体制改革之前，比如说，中国在没有知识产权法的情况下却也能够让知识产权在市场上得到保护，很多市场上实际上都不需要非常明晰的文本的专利法，律师也能够赚钱；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好的法律保护以促进市场的发展，因为不管市场怎么样开始，发展到什么程度，总需要法律保护使交易正常进行。这涉及到民法和普通法的发展区别，在较多使用普通法的国家中，法律是在法院裁决的基础上实施的，具体的规则制度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而民法体系国家通常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法律体系，是依照这个法律体系来制定具体的规则的。

　　中国的法律系统，是按照日本民法系统照搬过来的。日本又是照搬德国的民法传统，更加强调行政。所以中国的法律体系有很强的德国影子，而美国多继承了普通法的传统。中国50年代颁发了很多比较重要的大法，此后又陆续颁布了证券法、版权法等等，在工业化之后法律框架开始健全。中国实际上直接采用的是核心的法律，比如公司法、证券法，并利用了这些法的核心思想。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是全球化，第二是西方的法律框架已经比较健全。两者加起来，法律的传播就比较容易了。而在美国，在他们自己的法律起草过程中，当时还没有一个非常健全的法律系统，1899年的时候都是各州自己来颁布的。

　　中国的法律系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进步也是很快的。怎样更好地做好法律保护工作，使市场能够更好地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有这些需求，但是直接把西方社会的这种非常发达的、过去几个世纪来不断细化的法律照搬过来也是不行的。虽然可以学习，但学习是一个曲线的过程，在法律改革过程中，都是要按照市场变化来进行适当地调整的。(黄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