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季冰

　　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社会保险法草案进行了审议，再次提交审议的社会保险法草案对原来的结构作了适当调整。

　　在我看来，调整后的草案有三大亮点：一是个人跨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二是草案将农村居民纳入了社保体系；三是明确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逐步实行全国统筹。这是朝真正意义上的覆盖全国城乡的“全民社保”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当然，上述三个亮点中的后两条暂时还只能是一种长期愿景，之前许多中央文件也一直提到，真正全面落实尚有待时日。因此，这次的新草案最具当下实效的应该是基本养老保险的随人转移。

　　实际上，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能转移接续，已越来越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社保事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许多劳动者参保积极性不高、企业有抵触意见、大量农民工退保等现象，根源均在于此。而当前的中国，又适逢历史上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社会流动，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尤其是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严峻、就业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

　　不过社会保障的转移接续毕竟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它所能够突破的是眼前最急迫的一个瓶颈。要实现根本性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未来的重点仍在于后两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许多人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最大的制度性障碍，它也是时下许多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不公的渊薮。这种认识当然是不错的，但问题在于，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钥匙在哪里？大多数论者将重点放在了呼吁改革现行户籍制度上。但我一向坚持认为，将中国人生来就分为“市民”和“农民”的这种不公正的户籍制度只是残缺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逻辑结果而已。只要后者不能得到改进，即使国家在一夜之间取消户籍分隔，也不可能消弭城乡二元，反而很可能直接“引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消了包括粮票在内的所有票证。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都很明白，“票证时代”终结的根本动力并不是国家取消了票证，而是票证本身已经越来越失去价值。票证是“短缺”的逻辑结果，在短短10年时间里，国民经济实现了从“短缺”到“过剩”的巨大转变，取消票证只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追认而已。

　　以户籍管制为代表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性质上与票证是一回事情，它是“社会保障”这种公共品供应严重短缺所产生的必然的逻辑结果。在没有户籍管制的世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普遍存在大量的贫民窟，这已成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中难以治疗的“毒瘤”。道理就在于此——一种能够发挥现实效果的制度，假如它是不合理的，那必定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状的投影。

　　然而，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半段国家不具备财力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是时候了。而且，这个问题如果继续拖延下去，将会严重阻碍未来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次金融危机应当成为促发我们尽快偿还这一历史欠账的宝贵契机。在我看来，如果政府希望以巨额财政投入来缓解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冲击，那么我们的钱首先就应该花在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上，其中当下尤其要着力加快完成的是涵盖农民工的失业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