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改革开放30周年与中国的“奇迹”专题

　　作者：姚树洁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

　　中国30年的发展有目共睹，人均GDP的年增长率达到9.7%，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发展期的发展速度相同，而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则是日本经济发展的10倍、亚洲四小龙的16倍。

　　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国内经济制度和市场化改革，包括1978年到1984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1985年到1991年的城市和工业体制改革。农村和农业的改革经历了6年，家庭生产责任制的改革促进了农村人均收入每年16%的增长，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情况。6年间，农村的吃饭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贫困率极大降低。第二，中国经济的开放，推动出口，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来促进发展。第三，对科技、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的重视。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他很早就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并且在改革中注意对国外技术的引进和国内的自主研发和创新。第四，中国改革的渐进性和实用主义导向。改革中的各种时机很重要，为防止改革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各项具体的改革需要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点上开展。重要的改革可以在一些地方先进行试点，可行则在其他地区推行，不可行则赶快纠正。如国有企业的改革，曾有个别学者提议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进行，这是不合时宜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还是造成了大量下岗，给社会带来很多的压力。如果在之前就进行改革，这些压力都很难消化。国有企业改革，遵循了从小型国有企业到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序，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

　　数据表明，中国的贸易不断发展，贸易量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78年不到10%上升到2007年的近70%；高等教育发展迅速，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990年的不到5%发展到2007年的逾20%。这些都是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支持。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中也出现了很多负面现象，比如腐败、环境污染、社会的不公平、收入差距的扩大。核心的问题就是不平等的问题。我在此主要讨论收入的不平等。收入的不平等是多维度的，包括城乡不平等、地区间的不平等、相同人群中出现的边缘化和社会等级的形成。形成不平等的原因，在政策上过去主要是偏向城市的发展策略，现在则还包括市场化的推进、国家垄断、私人和外资的产权，以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有偏向性的发展政策。

　　数据表明，城市的人均收入和农村的人均收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明显的扩大趋势，城市收入和农村收入的比值在20世纪90年代初是2.5左右，1992、1993年稍有下降，之后一直是上升趋势，从2.5上升到2006年的近3.3。另一个维度是看省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人均收入看，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发展水平，1992年还比较接近，在2007年则明显处于三个层次上，发展道路截然不同。区域间的不平等来源于地理位置差异、政策的偏向以及由此引发的吸引出口和外资直接投资的差异。90%左右的贸易量和外资直接投资都集中在东部地区。贫困仍然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依据国家统计数据，按照统一的标准计算了我国的贫困率。可以看到，2002年，城市的贫困率为3.1，农村贫困率为9.4，全国平均达到6.9。在群体内部同时出现了收入水平的边缘化，1978年以来，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都呈扩大的态势。同时可以看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城市中最富有的10%人口和最不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比，从最初的3倍很快上升到现在的10倍。

　　我们的结论是，收入的不平等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我们很多政策旨在减少这几种不平等，如前几届政府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区、建设新农村的政策；最近两届政府的免除农业税、免费基础教育、低保家庭的社会保障以及对城市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家庭医疗保险的补助等政策。我们的政策建议是继续加强相关政策，设法减少以上提到的不平等。

　　(本文根据姚树洁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日前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的演讲记录整理而成，在此特向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鸣谢。文字整理：俞浩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