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庄巨忠(亚洲发展银行教授)

　　过去20年间，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2004年间，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上升，从1990年的0.345上升到2004年的0.456。我通过对收入不平等的分解，来观察收入差距的具体来源。

　　首先把收入不平等分解为省内不平等和省之间的不平等。我发现，省内的收入不平等远远超过省之间的不平等。在1990年，省内不平等解释了86.2%的不平等，1995年、2000年和2004年，这个数字分别为83.6%、88.1%和88.8%。其次，我把收入不平等分解为城乡之间、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不平等。可以看到，城市内部的收入不平等解释了大部分的收入不平等。然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在1990-2004年间有显著增长的趋势。1995年、2000年、2004年，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分别解释了15.7%、20.6%、27.0%的不平等。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因此，减少收入差距需要主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减少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二是减少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另外，减少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也非常重要。

　　为什么要避免收入差距扩大呢？首先，收入差距扩大会减缓扶贫的速度；其次，收入差距扩大会影响社会凝聚力，阻碍制度和政策的实施；最后，收入差距扩大可能威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需要注意的是，收入差距扩大并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问题。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的研究，在我最近研究的22个亚洲国家中，15个国家的基尼系数都有增长的趋势，包括印度、泰国、越南等。因此，亚洲发展银行提出了共享式增长的概念，使所有人能够分享发展创造的机会。

　　然而，经常有人声称，不需要对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扩大采取任何行动。他们的理论有以下三个：首先，根据库兹涅兹曲线，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一个收入不平等扩大的趋势，且这个趋势会在经济进一步增长之后消失。其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一定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因为经济发展不可能在一个经济体的各个部分同时开始。第三，人们认为，减少收入差距可能会非常困难，甚至带来负效应。

　　如何回应这些看法呢？我认为，旨在减少收入差距的政策干预需要区分两种类型的不平等。第一种不平等是由特权产生的，第二种是由个人努力程度的不同产生的。第一种不平等反映了机会的不平等，而第二种不平等反映了经济激励的存在。第一种不平等是坏的不平等，而第二种则是好的不平等。根据这种区分，我们可以定义共享式增长的概念。共享式增长反对第一种不平等，但不反对第二种不平等。简言之，共享式增长是保证每个人获得公平机会的一种增长战略。它包括两个非常重要的支柱：一方面要保持增长，创造经济机会；另一方面要实现社会包容，确保每个人能够公平地获得改善生活机会。在共享式增长中，共享和增长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共享会带来高和稳定的增长，而增长会进一步促进机会均等与社会的共享性。

　　那么，我们如何在中国实现共享式增长？首先，我们应该肯定中国政府为减少不平等而采取的措施。在“十一五”计划中，政府把和谐社会定为基本国策。同时，政府最近提出要加快农村改革，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收入的差距。这些都是令人非常可喜的变化。其次，我们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努力：继续参与全球化、促进国内经济一体化、促进农村收入增长、加速城市化、发挥私营部门的主导作用、增加对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扶贫的投入。中国还需要继续完善市场机制，消除腐败与社会不公。我们期望一个睿智和积极的政府采取行动，使中国走上共享式增长的道路。(本文根据庄巨忠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日前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国际论坛”的演讲记录整理而成，在此特向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