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立坚

　　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改革开放30周年与中国的“奇迹”专题

　　谈到中国金融业的挑战和机遇，总让人觉得历史的负重感特别大。这一特征看上去对我们现在摆脱危机带来了更多的困难，但是我还是感到它有“后发优势”，它有“非正规出牌”的可能性，说不定，我们“逆势而行”的“错位发展”战略(中国政府拿出了基于服务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的具体方案——金融30条，而不同于金融一体化环境中基于消费者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欧美所打造和主导的金融创新和金融竞争力强化的理念和发展潮流——结果却演变成部分机构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会让我们最先摆脱中国经济受全球金融大海啸的严重困扰！会在国际金融体系大动荡中抢先占领我们应有的一片天地！

　　中国银行的改革起于1979年，在1979年之前，大家把中国的银行叫做单一的或者是大一统的银行，它主要业务就是把财政计划落实到“实”处，即按照政府的意图来分配资金。因此，我们可以判断，中国的金融改革从告别“单一银行”制开始到今天融入“全球化时代”为止，已经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1979年开始到1984年，这个阶段是像邓小平讲的那样，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这只是把银行从支付和结算这样单一的财政核准业务模式转变成银行功能得以体现的运行模式，即要求银行承担商业信贷的责任和义务。

　　从1984年开始银行开始了功能层次化的改革，提出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度上面转变成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商业功能就由国家一些专业化的银行来做，监管部门就由地方一些中国人民银行配合中央银行组成，实施对地方的银行业务监管职责。所以从1984年一直到1994年为止的第二阶段，我们强调了银行功能的多元化和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问题。

　　从1994年以后国家成立了四大国有银行这样专业性的商业银行，它做的事情就是致力于服务中国的经济建设，按照市场运作的原理为经济发展提供所需要的资金。

　　上述第二阶段这样的一种改革，一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才告一段落。后来中国金融业又进入了改革的第三阶段。那时我们开始又意识到这样的新问题：即使是银行业界定了功能，分别向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政策性银行过渡了，但是国有商业银行运行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低效率及管理混乱的问题，若不及时扭转，仅仅靠垄断来维持利润，迟早也会出问题的，由于中国银行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举足轻重地位，所以，一旦出问题，决不会轻于当初爆发出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当时，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没有传染到我们中国，但是我们发现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也是非常糟糕的，实际上我们四家商业银行如果没有国家信誉保证已经算是破产的，已经属于资不抵债。所以1997年到1998年之间，国家进行了非常大的金融改革，重点就是化解金融风险，我们专门成立了四大剥离银行不良资产的资产管理公司来专门解决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遗留下来的不良资产的问题，这个工作做得非常艰苦，但是也感觉到紧迫性非常大。因为大家看到亚洲金融的脆弱性让各国陷入了危机，中国不防患于未然，将来迟早也会这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东亚金融危机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教训，虽然没有影响到中国，但它导致了中国银行业1998年到2000年中所做的非常大的银行业务健全化的变革及其调整。

　　2001年开始中国金融业又面临了更大的外部挑战，首先是我们加入了WTO的战略部署让中国银行业感受到了与狼共舞时代的残酷性。2001年以前我们更多的是考虑国内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中国自身低效率运转的储蓄问题，2001年以后我们又多了一个问题，要解决外部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负面冲击问题。2001年一直发展到2006 年，就是中国金融业开放和国际接轨所必需的金融业调整时期。

　　2007年开始又一个问题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化解融入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外部冲击问题，在2007年我们遭遇到的是世界经济失衡给中国金融体系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外汇占款)问题和成本输入性的通货膨胀问题，现在是全球金融大海啸给中国金融体系造成的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的巨大压力。总之，所有的问题都是从外部进来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彻底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已经看到中国政府的主动应对姿态，除了像以前那样强化我们金融体系的监管力度以外，更多的是通过有效的金融结构的优化和资本市场的多元化体系建设来主动应对和解决问题，尤其是通过这一阶段的金融大改革(具体内容已经出现在近期国务院发布的金融30条中)，包括基于实体经济基础上的金融创新这样“逆势而行”的金融体系强化手段，来尽快走出我们自己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

　　所以，我想改革开放30年，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阶段是在前一个问题解决的基础上面又迎来新的问题。在金融改革漫长的过程中，我们所得到的效果还是和我们预期的目标存在相当一段的距离，而且做强中国金融需要面对的问题很多很多。但是，只有我们做到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坚持“科学发展观”，打好“中国牌”，我们是有可能实现在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做强金融的美好愿望的！(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