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管清友

　　十位教授向总理建言提高燃油税，我十分支持他们的基本观点和思路。

　　有关媒体发布的建议信全文非常简短，但十位教授的观点基本能看清，即作为调节能源产品消费的重要杠杆，1元的燃油税完全不能向使用者发出资源短缺的信号，也起不到抑制消费，激励节能减排的作用。这与我一贯的主张是一致的。中国是能源消费和进口大国，中国能源消费的“黑色模式”不可持续已经成为定论。所以，十位教授认为，“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仅靠GDP能耗每五年减排20%的政策，无法抑制能耗总量的高增长，必须严格执行能量生产与消费的总量控制”。

　　保障中国能源安全，减少对外依存度，必须抑制能源消费总量的过快增长，而降低单位GDP能耗是中国减排的主要途径。根据日本学者提出的Kaya公式，碳排放量取决于人口、人均GDP、单位GDP能耗和单位能耗排放。目前，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呈现缓慢增长态势，几乎不可能通过降低人均GDP的方式来减少排放；单位能耗排放量，通常默认为常数。因此，中国减排的唯一途径是减少单位GDP能源消耗量。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对国家“十一五”规划所做的中期评估报告指出，“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实施正常，但是节能目标进展滞后。能源利用效率提高，GDP能源消耗2006年、2007年两年累计降低5.4%，完成五年累计下降20%目标的27%，预期实现难度很大。这也印证了十位教授的基本观点。

　　我一直批评所谓“国际接轨”论。世界各国的国内能源价格政策千差万别，中国只能依据自己的经济国情和能源国情制定适合自己的能源价格政策。中国能实行沙特阿拉伯那样的极低的能源价格政策吗？不行。我们没有那样的资源禀赋。中国走美国式的低价格政策道路行吗？不行。我们不可能仿效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发展和政策推行具有典型的“巨国效应”，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如果达到美国的水平，那不仅对我们自己，对世界也是一场灾难。

　　我不知道十位教授是否还有更为详尽的建议稿。我很遗憾这份建议书中没有提及以下问题：

　　第一，燃油税以及将来的能源税的动态税率。税率变化要视经济发展情况而定，应该有一个动态的匡算。十位教授指出，“此时正是引入这一中等强度燃油税额的极好时机”。如果能把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2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50年)等重要时间节点的税率做一个匡算和预计，建议会更有说服力。

　　第二，燃油税改革的配套改革问题。这也是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光靠提高税率显然也是无法抑制能源消耗和排放增长的。比如，如何让大量存在的公车使用者实现节能减排？如何补偿燃油税改革中的受损群体？这些配套改革的本质是实现燃油税改革的公平和公正。

　　尽管十位教授的建议书有所缺憾，但其战略思路是正确的。能源价格政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其意义之重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也是我强烈支持十教授建议书的根本出发点。 (作者管清友，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