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登岩

　　南京市委书记表示，网络的快速兴起使官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置身于媒体、群众的监督之下、评说之中，党员干部要经得起网络监督(《扬子晚报》12月29日)。

　　从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抽天价烟、戴天价表的照片被网友“示众”，到某玩具公司去年春节涉及多个部门人物的礼品发放清单被网络热炒，近来的南京政坛，可谓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网络监督。

　　而且，网络监督的风暴不止在南京刮起。河南信阳“最牛处级别墅群”事件、徐州区委书记荒唐“一夫二妻”事件、公务员出国考察费用清单事件……诸如此类，或起始于互联网、或因网络监督而更加接近事实真相，这些事件表明，网络监督已经成为体制外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

　　之所以网络监督风生水起，是因为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且成本较低。一张照片、一张清单，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偶然所得发到网上。但是回顾上述网络监督案例，尽管某些官员已经接受体制问责，而有些问责却失之宽松，甚至有一些事件不了了之，网络监督的效果仍然不能尽如人意。

　　因此，体制反腐的消极介入，往往会把汹涌澎湃的网络监督抵消于无形。长此以往，不但网民的监督积极性会遭受打击，那些被监督到的官员也会对此失去当初的敬畏。所以很难保证“经得起网络监督”不会变成“你监督你的，我‘经受’我的”：任你网络监督来势汹涌，只要我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你又能奈我何？

　　网络监督要产生效力，要对官员产生震慑，归根结底还得靠体制反腐的积极跟进。这就要求以纪委为主导的体制内反腐机构，对网络监督所涉官员的违规行为，要闻腐而动，有则严肃问责，无则加勉防范。否则，网络监督与体制反腐失去对接，甚至长期“鸡同鸭讲”，即便官员再贪腐，也能轻而易举“经得起网络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