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东

　　12月30日的《新京报》和《成都商报》不约而同报道，近日，湖南郴州55岁老人彭北京在网上公开发布《决斗书》，要求和郴州中级法院院长李某及执行局长郑某用长刀或匕首“决一生死”。报道引述彭北京的话说，十多年之前，彭和时任郴州纪委书记曾锦春的干儿子黄某发生股权转让纠纷，由于曾锦春收受黄的巨额贿赂后非法干预此案，彭在郴州中院不合理地输了官司，并被该院违法执行，同时，执行法官还以执行的名义，长年打白条占用彭的数十万元巨款至今拒不归还或说明去向。一些著名法学家论证认为，郴州中院的做法显然违法，郴州市委书记的批示也明确承认“彭北京有冤屈”。

　　顺着这一报道的线索，我又找到了彭北京在网上设立的几个博客，看到了《决斗书》原文和法官巨额白条的扫描图等资料，彭还网上发布了《我为什么要和法官决斗》的长文，详述了他的冤情和决斗的心态，他说，自己在经历近十年的申诉、控告后纠错无望，所以才决定和法官决斗，“为民除害”。

　　尽管郴州中级法院的那位院长在接受报社采访时声称前述案件“没有问题”，但这样的说法显然有些苍白，因为他没有对彭北京的质疑和控诉提出明确的有针对性的解释，而彭的控诉及其公布的法官白条等东西，恰恰让人们产生了对郴州中院的合理怀疑，而曾锦春和当事人黄某在法庭上明确承认，为了非法干预此案，黄向曾有过200万元巨额贿赂。既然存在这个巨额贿赂，人们能相信郴州法院在这个案件上的司法是公正的么？

　　在这里我还想说的是，不管郴州中院有多大的错，应当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去纠正。即便彭北京有一万个理由，都不能向法官决斗。决斗，是人类社会在野蛮时期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它不仅残忍、不人道，而且缺乏实质的公平，这和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不符。这种基于原始丛林法则的决斗请求，是法治社会不能容忍的闹剧，更是对中国司法权威的莫大嘲讽和伤害，也是少数法官的错误给中国司法的整体权威所抹的黑。

　　这份决斗书对中国司法的危害性在于，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具体案件的当事人针对某几个法官的决斗，但实质上却是对整个司法权威提出了挑战，如果这种现象蔓延，中国近十多年来努力建设的司法权威可能就会毁于一旦。退一万步说，即便郴州中级在前述案件中存在违法甚至贪赃枉法的行为，也应当由有关部门主动调查(当然不是只听法院的单方面说法)，公正公开处理，而不能让这种局部错误损害整个司法。

　　正如郴州市委书记的严正批示所言，彭北京有冤屈，但在中国，有冤屈的人太多，如果大家都去向法官决斗，后果则不堪设想，我们可绝对不愿意在某个法院再发生类似杨佳事件的悲剧。

　　由此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了维护司法的权威，保障司法的公平和独立，中国有必要设立藐视法庭罪？

　　藐视法庭罪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罪名，目的是为了打击那些恶意挑战司法权威，损害一国法治秩序的行为。最早的藐视法庭罪，可能要追溯到17世纪英国以判例形式确立的该种罪名，此后，它的理念和制度逐渐被世界两大法系所任何和吸收，只是罪名形式有些区别。如今，意大利、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国都明确规定了藐视法庭罪，另有很多国家则把它称为“妨害司法罪”。

　　我国刑法没有藐视法庭罪的规定，但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罪名，如“扰乱法庭秩序罪”、“妨害公务罪”、“妨害司法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等，但这些罪名，还不足以囊括所有的藐视法庭的行为，许多藐视法庭和法官的行为不能依法定罪量刑。要知道，在一个法治尊严被高度推崇的国家，甚至连对法官的言语不恭敬，有可都能入罪。

　　当然，在中国，司法权威是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一方面，法治秩序需要树立司法权威，另一方面，司法腐败的普及性，又让人们对司法和法官不敢太认同和相信，由此导致司法权威的低下。也正因为有司法腐败所导致的很多上访或者不服司法裁定的现象，很多人就会对法官和法庭产生言语和行动上的抵制、反抗甚至公然冲击。轻易确定这个罪名，显然不利于保护公众的合法权益。

　　现在，湖南郴州这一案件所导致的决斗法官的闹剧，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中国是否需要设立藐视法庭罪来防范这种恶作剧。当然，设立这一罪名，不是个简单的事情，立法机关还有必要在设立前，就司法案件的纠错机制和其他监督机制进行系统考虑，要知道，如果司法错误比比皆是且无法得到合理合法纠正，那么，即便设立再严厉的藐视法庭罪，也无法阻挡人们对司法的藐视和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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