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渔

　　2008年，一言难尽——很难用一句话说尽，也很难用一种话说尽。回顾这一年的文化事件：1月，中宣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2月，预计投资300亿元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正式立项规划建设；5月，汶川大地震引发诗歌写作的大跃进；6月，著名作家余秋雨和非著名作家王兆山分别抛出“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和“纵做鬼、也幸福”的言论，陈丹青和韩寒批评老舍茅盾巴金文笔差、冰心的完全没有办法看；8月，张艺谋导演了难以复制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9月，“全国30省市作协主席小说竞赛”在起点中文网启动；10月，百家讲坛主讲阎崇年在无锡被一名男子掌掴，导演谢晋在一家宾馆悄然去世，四年一度的茅盾文学奖再次揭晓；12月，山寨春晚筹备工作开始启动。　　

　　刚刚去世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先生，以提出“文明冲突论”而著称。在2008年中国的这些难以归类的文化事件背后，也隐藏着冲突，不过是“话语冲突”。一个逐渐多元的时代，不仅会出现观点的分歧，还会出现话语的冲突。具有标志性的话语冲突，可以追溯到2005年。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先生重返母校西安后宰门小学，按照惯例，小学生们使用着标准声调背诵着欢迎词：“连爷爷，您回来了！您终于回来了！”这种在大陆耳熟能详、甚至已经司空见惯的标准话语，在台湾引起强烈反响，甚至成为下载排行榜首的手机铃声，以至于随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生在访问大陆时谢绝有关方面安排这种仪式。出于对标准话语的不满，公众一直就在尝试发现或者发明属于自己的话语方式，这次事件促使公众全面反思话语的冲突。

　　话语的冲突表现为两种现象：一种是对标准语法的不满，另一种是个体语法的苏醒。在后宰门事件中，一向正确的标准语法经过海峡对岸的折射显现出荒唐的一面。等到2008年，公众对于标准语法已经具有本能的不满。余秋雨虽然早已在知识界公信力受创，在公众中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可是他积累十余年的文化资本，通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一篇文章就丧失殆尽。此前默默无闻的文学老年王兆山，凭借一首《江城子》名满天下，可是他的这套标准语法，连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先生都无法认同。但是，公众的不满往往出于人道主义，对于话语本身的反思依然是不够的，陈丹青和韩寒对于几位著名作家的批评，事实上也是对既有话语秩序的不满，可是他们同样遭到公众的猛烈批判。

　　标准语法往往对个体语法形成一种压抑机制，随着公众对标准语法的不满，个体语法也开始苏醒。2007年的“散步”、“购物”，2008年的“打酱油”、“做俯卧撑”、叉腰肌以及“雷”、“囧”、“槑”等词汇，从不同方面丰富了个体语法。有的是人民群众的原创，有的出自政府官员，均迅速被人民群众活学活用，还有的是早已有之，只是未被激活。个体语法反抗标准语法，有时又解放了标准语法。瓮安事件之后，“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这种标准语法已经失效。山寨文化是个体语法的全面爆发，每个不愿受标准语法压迫的个体都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承认，现有的山寨文化并不让人满意，恶搞文化(其实是善搞文化)的灵魂人物胡戈制作的山寨新闻联播，也显得有些粗糙，但是山寨文化唤起的个体语法，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标准语法与一元文化是捆绑式的，如果试图营造多元文化，就要允许个体语法的出现。但是这种冲突应该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表现，不应是暴力的。掌掴阎崇年的那名青年之所以要挑战阎崇年，更多地源自“话语权的冲突”而非“话语的冲突”——如果一种个体语法不允许其他个体语法存在，它的根本精神依然是标准语法的，即独尊的一元文化。

　　2008年充满话语的冲突，语言处于拉锯战状态，常有反复：开放公立博物馆、纪念馆，这是政府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的话语；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又是无视纳税人权利的话语；很多先锋诗人主动放弃个体语法，投身于地震诗歌的标准语法里；习惯了标准语法的作协主席，到网上接受个体语法的挑战；张艺谋成了谢晋的接班人，完成了标准语法的传宗接代；茅盾文学奖变得暧昧起来，既有标准语法也有个体语法，可是越来越被忽略——这一切，让人眼花缭乱。

　　话语的冲突不意味着无需建立话语共识，由于公民话语依然没有建立，对于公共问题的讨论，依然缺乏基本规则，语言的拉锯战常常成为语言的无限战，思想争论以人身攻击而告终，很多文化事件热热闹闹又索然无味。但是，个体语法的苏醒对标准语法的不满，已经为公民话语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对此我乐观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