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诗成

　　全国人大日前针对《侵权责任法(草案)》进行审议，草案中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条款，但草案明确表示：受害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医务人员有过错才能要求赔偿。此消息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有患者认为，由于医患之间信息完全不对等，受害人很可能因为缺乏医学知识而无法找出医务人员的过错。(1月4日《信息时报》)

　　细观数年来医疗损害责任认定的规定，充斥着反复多变。1987年，国务院出台《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明确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到了2002年，接连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与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均提出“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患者告医疗机构，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而2008年审议的法律条文中，又要将“倒置”的举证责任再“倒”回去，发生纠纷改由病人举证。

　　法律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吗？法律素来被认为是高度明确的俗约，是庄重而严肃的，人们常常需要循法而生活，从中获得一种稳定性的指导，而仅仅几年便要倒转的法律只会让公众更加无所适从。

　　对于法律规定，社会都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举证倒置”纵然有争议，却也倒逼着医院在管理上更为完善。现在，医院好不容易开始适应并走上正规的努力，突然间又要彻底推翻了，这不仅是巨大的资源浪费，更是法律公信的极大损耗。

　　亚里士多德说，法律即秩序，好的法律就是好的秩序。这句话延伸开来理解：反复折腾、反复颠倒的法律必然会扰乱基本的秩序。遗憾的是，在现实中却常常如思想家蒙田所言，“没有什么比法律更多变”，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很多法律法规，常常有着极大的随意性，今天向左，遇到问题便急转向右，令民众“左右”不是。

　　关于医疗损害责任认定，的确长期存在争议。目前实行的举证倒置的利弊均非常明显：“利”在于弥补了弱势群体医学知识的不足、可以避免医医相护、促使医院加强医疗质量管理；“弊”在于“大检查”导致患者医疗费用增加、造成医生过度的自我保护性医疗和照本宣科、增多了医疗诉讼从而“可能”激化医患关系……细看这些利弊，显然需要更细化的制度性安排来克服，而不可能光靠调整谁的举证责任就能全然化解的。

　　很多法律命题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核心矛盾并非像目前被解读的要么你举证要么我举证这样简单。举证倒置不意味着患者没有任何提供证据的责任，举证“正置”也不意味着医疗机构完全没有举证责任，现在最需要的是用专业的法律技术进入纷繁复杂的领域，小心的分割各自的权利与责任，逐步完善原有的法律，最大程度取利而避害，而不是简单将已经实施多年的法律规定彻底推翻。

　　任何法律完善都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这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与智慧，某段时间内放大某一方面的诉求，只会让法律如钟摆一般左右摇晃———在这个问题上，充分满足知情权、公开而且平等的利益博弈是最起码的保障，如果在“患者举证”时听不到患者的声音，在“医生举证”时漠视了医生的诉求，就会陷入“精英立法”的漩涡难以自拔，也就只能是自己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