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东飞

　　前不久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对医疗损害案件中医患双方举证责任的规定有了重大改变。现行的主要由医院方面担负举证责任的做法，没有能够被《侵权责任法(草案)》所采纳。该草案规定，医疗损害案件采取过错责任原则，即受害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医务人员有过错才能要求赔偿。

　　尽管草案同时规定，在医疗机构明显违法违规等三种特殊情形下，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依然有效。但是毫无疑问，举证责任倒置已经成为一种例外，而非处理医疗损害案件时的应然常态。“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法律中的普遍原则，但医患关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两者在专业知识、占有信息等方面并不具有平等地位。在医疗损害发生后，要求患者按照一般原则来承担举证义务，显然不利于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因此，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规定医疗损害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在患者提出侵权诉讼后，由医疗机构承担不构成侵权的举证责任。

　　这样一条司法解释，一度被认为是平衡医患关系、保护患者权益的重大进步。但在实施6年之后，它却面临被弃之不顾的唏嘘命运，它到底错在哪里？综合反对者的意见，举证责任倒置被认为助长了医疗纠纷，导致大处方、滥检查，最终损害患者利益，而且不符合立法的“国际惯例”。医生戴钢盔上班，患者拿着摄像机看病，这样的极端例子常常被作为医患关系紧张的案例提及。但是，医疗纠纷的多发很大程度上是由医疗机构过度牟利、鉴定结论公信力不足等原因造成的。取消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很可能使患者一方进一步陷入求告无门的困境，这将导致更严重的医患冲突。

　　举证责任倒置将最终损害患者利益的逻辑，有点类似于房价大跌将最终损害民众利益的高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医院和医生为了规避风险会进行过度检查或过度治疗。按照这样的逻辑，感冒患者被迫拍胸片甚至进行更为昂贵的化验，一切只因为举证责任倒置的不合理。且不说感冒病症需要医生承担多大的风险，把大处方、滥检查的牟利行为硬生生与举证责任挂钩，实在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嫌疑。增加患者的治疗负担，在谈及医疗体制改革时归因于财政拨款不足，在讨论医疗损害赔偿时怪罪于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这样的万能理由，无论想证明什么，恐怕都没有太大的说服力。

　　把取消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当作遵从“国际惯例”的新证据，可能与更多为我所用的“国际惯例”一样，只会惹人一笑。英美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采用的“事实本身说明过失”原则，德国和日本创造的“表见证明”理论和“大概推定”原则，无不是减轻患者举证责任的制度性安排。若对这样显而易见的惯例视若无睹，硬要说“国际惯例”就是取消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那至少应该说得更详细一点，更让公众信服一点。

　　像劳动法规倾向于保护劳动者利益一样，侵权责任法理所当然要向公民的合法权利倾斜。法律的公正是整体的公正，不是机械的利益分割。实施举证责任倒置的目的，正是以对患者的倾斜来达成医患双方利益的新的均衡。抛弃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表面看是对双方责任的平分，鉴于患者的天然弱势地位，实质上却有可能成为对患者利益的抛弃不顾。立法的过程是利益博弈的过程，零散无组织的患者的主张相比于医疗机构更容易被忽视，最终的《侵权责任法》更应该听听他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