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耕身

　　《云南信息报》近日报道，发生于昆明的“12·24”咖啡吧爆炸案的死者李彦，正是造成两位平民死亡的“7·21”昆明公交车爆炸案制造者。

　　昆明警方调查发现，李彦的心理状态很灰暗。他从小父母离异，初中时辍学，一直在社会上游荡，后又因犯罪而入狱。如同他临死前说的，他心里充满“仇恨”。

　　一个点燃了仇恨的人，不仅炸死了两位无辜的平民，也炸死了自己。不由得想起发生在去年11月5日的珠海司机在中学门前驾车故意撞人案；宁夏农民工王斌余因讨要工钱无望，连杀4人；湖南衡阳残疾人罗贤汉因不满自己的载客三轮车多次被扣而火烧副区长。无一例外的，他们都是生存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因贫穷而至绝望，因厌世而满怀仇恨，终至罪恶爆发。

　　过多的厌世者对社会来说是一场又一场灾难。我们以最沉痛的方式来谴责这些罪恶的行为，却不得不同时从社会的角度反思其因果。若说是厌世作案，那么为什么他们都无一例外是来自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若说是仇恨郁结，那么我们社会有没有一个供他们纾解情绪的出口？社会中这样的人又有多少？无论如何，一个有太多心理充斥“仇恨”与“厌世”者的社会，是难言健康的。当来自刑罚的威慑对他们毫无作用即刑罚失灵之时，我们需要检讨的是如何建立法治之外更深层的社会治理模式。

　　对同类案件，日韩等国家已给它另外一个命名，即“无差别杀人”。去年10月20日，韩国人郑某在旅馆房内浇汽油纵火，并持凶器攻击其他入住客人，致6人死亡。《朝鲜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指出，经济低迷会使人与人之间失去纽带感，使失意的人陷入极端的孤立当中。认为自己被社会抛弃的人，就有可能自暴自弃，寻求破坏性的逃离出口。而在去年6月，日本东京秋叶原同样发生一起驾车撞人事件，25岁的年轻人驾车冲撞行人，并持刀行刺，致7人死亡。日本人普遍认为，秋叶原杀人事件是社会两极分化的病根和弊端所致。毫无疑问，不论是一个韩国人，日本人，或中国人，不论是驾车还是持刀，他们的出现都令人不寒而栗，他们走过之处无不鲜血流淌。

　　学者孙立平几年前曾说，“我们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一个空前繁荣的大时代语境中，那些被抛弃的人群，以及他们濒临绝望的心灵，已变得这样不可回避。愈来愈多的无差别杀人案，正表现出一种向全社会“索债”的行为，其真正可怕之处，在于谁也不知道谁是潜在的凶手，在什么时候行凶，谋杀的对象是谁。我们也许真的没有足够的办法，来杜绝无差别杀人案件的发生，但至少我们必须追问，到底是什么在加剧着一个底层者的不公平印象？我们社会是否有一种力量，能抚慰那一颗颗绝望而不幸的心灵？对于弱势人群的生存，我们是否有过真正的关注？这仍是一种对于“社会公平”的呼唤。

　　公平不是一视同仁。社会公平的要义在于，是否优先保障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群。

　　(作者为《潇湘晨报》总编辑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