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方

　　为确保广东省企业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稳定发展，广东省纪委4日出台维护企业稳定发展的“七条意见”。“意见”要求，对案件涉及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特别是法定代表人及重要岗位人员问题的查处，要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报告并向同级国资管理部门通报情况，听取意见。(1月5日《新快报》)

　　联想到前段时间公安部“慎抓企业高管”的电视讲话，可以说，广东“查处企业高管要向政府报告”的措施是对“慎抓企业高管”这一措施的具体延伸和细化。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借口和理由，但是在民间，这些举措都被解读为金融危机下，对企业高管们的特色“呵护”。

　　金融危机情势下，企业高管们自然要担负重任。因此，赋予他们宽松的经营环境，为他们提供更为人性化的政策保障，无疑至关重要。但不能忽视的是，建设法治社会过程中，经济形势的好坏不应成为司法准则宽松与紧缩的标尺。在对企业高管们备加呵护的背后，公众无疑会担心，金融危机会不会撞了法治社会的腰？

　　按照韦伯所讲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社会学理论。在这个寒冬里，我们的很多政策无疑倾向了“工具理性”的越位。在经济不景气的当前，我们为企业高管“松绑”：对涉嫌犯罪企业的正常经营账户、资金，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也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对案件涉及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查处，要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报告并向同级国资管理部门通报情况等等。一切似乎都是基于我们的需要，而在这一系列的变更中，建设法治社会的价值理性退居二线，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看看，这就是金融危机下我们的“实用观”。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证明这些“实用观”的对与错，但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片面强调与追求工具理性，只能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导致社会的病态发展——大学教育中的扩招已经昭示了我们曾经一度追求“工具理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应对金融危机中，讲究实用而忽视价值建设的覆辙万万不可重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