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吴志刚

　　【题由】近日，广州公交拟规定：乘客代他人刷月票卡可罚500元，引发争议。(据《信息时报》)

　　笔者曾有幸被供电公司以“莫须有”的理由指称窃电，供电公司一开口就要罚款5000元。因实在没有窃电可能，笔者怀疑电表可能出了故障，故向供电公司提出电表检测，结果对方要笔者参与如下博弈：如果承认窃电而不检测电表，因“认罪态度良好”可“酌情”罚款3000元；如果坚持检测电表，而检测结果电表没问题，则要“加码”罚款8000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作何选择？检测机构是供电方的，如果他不公正，岂不是要多罚很多银子？很多人只能“认罚”3000元(毕竟少罚了2000元)，但要顶着“窃电”的罪名。没奈何，笔者把心一横牙一咬“冒险”申请检测，结果真是电表内部故障，总算洗脱罪名，但新电表还得自己埋单。笔者在获得赌博式胜利长舒一口气的同时，心中还有无限后怕。

　　像广州公交拟出台“乘客代他人刷月票卡可罚500元”的规定，要在从前，估计大家都没啥好说的，就像供电公司说你窃电要罚款，供水公司不管你是否用了那么多水，都要你按“最低消费”交水费一样。对于强权企业自我执法的行为，我们的社会表现出了惊人的逆来顺受。现实中，很多强权企业都养着“准执法队伍”。本来他是服务提供方，你是消费方，双方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但企业居然就能做出“罚款”、“断水断电”、“收缴月票卡”这样的执法行为，质疑的声音还非常微弱，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社会的悲哀。

　　笔者认为，强权企业自我执法的存在，一方面是法制社会尚未形成，企业不得不自我保护；另一方面是我们公民社会发育不全，个体没有凝聚起对抗强权的合力。

　　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企业作为法人实体和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单元，被广泛赋予了该领域内至高无上的权利。更由于企业的组织化程度较高，而与消费者个体之间形成了越来越明显的力量不对称，消费者个体难以与企业相抗衡，并且企业的特权由于缺乏内外的制约而处于畅行无阻的状态。

　　甚至有经济决定论者预测：未来的世界格局里，国家的界限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从而使国体地位与作用日益孱弱，真正的社会主角将会是企业。这不由得让人忧心，如果说社会公共权力被用于谋取私利造成行政腐败，那么在企业当中，公共权力滥用一样会导致企业腐败，并且反过来日益强化企业霸权。

　　如果是这样，掌握国家核心强权企业的利益集团，将成为该国的实际统治者，这对整个社会和谐发展并无益处。所以，对于公民社会的引导和培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社会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强调“中间性”，即公民社会是介于国家和企业之间的中间领域。正如GordonWhite所说：“公民社会是处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大众组织，它独立于国家，享有对于国家的自主性，它由众多旨在保护和促进自身利益或价值的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当制约强权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公民组织成为社会主流，国家更能平稳、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