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晏扬

　　近来，重庆市的“试错免责”机制引起了舆论热议。失败是成功之母，要改革创新，就要宽容失误乃至失败，因而舆论对“试错免责”机制同样给予了宽容和理解。实际上，重庆并非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早在2006年，深圳市便将“免责”条款写入改革创新条例，当时也曾引起舆论热议，不过据深圳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南岭日前介绍，两年多来，该市还没有相关“改革失误”的个案出现，也没有启动过“免责”调查。

　　尽管政策上允许改革者失误，但是改革者似乎非常自律，并未出现失误，这种现象让人不知是喜是忧。深圳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先锋，向来有锐气、有闯劲也有“试错”的勇气，即便现在有些“安分守己”了，但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那么多党政机关，那么多领导干部，出台了那么多政策，实施了那么多工程，其中就没有或大或小的“失误”个案？这有些让人难以置信，不是我鸡蛋里面挑骨头，而是这不符合客观规律。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深圳市的“试错免责”机制没有用武之地呢？

　　我宁愿相信，“试错免责”机制无用武之地，与另一种机制长期被虚置有着直接关系，那就是决策失误问责制。决策失误、改革失败，无论是我们亲眼目睹，还是通过媒体获知，偌大一个中国并不鲜见，我们早就有了决策失误问责制，可是请问诸君，这么多年来，你听说过几位领导干部因决策失误而被追究责任？凤毛麟角！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连违规违纪都可能逃脱究责，连滥用公款都是平常之事，决策失误又算什么！

　　恰巧，1月6日有条新闻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重庆万州最大的“烂尾楼”———“三峡明珠观光塔”被拆除，轰然之间，纳税人1000多万元瞬间变成一堆废墟，而当初是谁拍脑袋要建这个观光塔，却不明不白，更不要说追究责任。像这么大的决策失误都不究责，足可见我们的决策失误问责制荒废到了何种程度。

　　而一旦决策失误问责制徒有虚名，那么任何决策失误、改革失败都会不明不白、不了了之，无法区分哪些决策失误是应该被问责的，哪些改革失败是应该被宽容的。没有这种区分，便不会有所谓“改革失误”的个案出现，当然也就不必启动“免责”调查，“试错免责”机制于是成了一个摆设，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这就是当下的普遍国情，决策失误问责制落实不了，连决策失误的责任认定都没有，何谈“试错免责”？既然要“免责”，首先得认定责任，没有责任认定就谈不了免责。换言之，只有在落实决策失误问责制的前提下，“试错免责”机制才有意义，才能发挥作用，才能让一些人被问责，一些人被免责，让真改革者大胆去闯，让伪改革者“安分守己”。如果决策失误问责制徒有虚名，就意味着所有决策失误都会被免责，“试错免责”机制便纯属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