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磊

　　最近，中国制造业重镇苏南地区的诸多出口导向型企业因为受经济危机冲击，出现了很多外来农民工返乡现象，而暂时留在企业的外来工中也有相当多的“隐性失业”。政府也尽力依靠公共投资和重大项目带动就业，安排农民尤其是返乡农民工就业。与此同时，坊间开始争论在经济危机时期是首先要保就业还是要保劳工权益。

　　以上信息一方面反映出劳动密集型兼出口导向型产业模式在全球经济危机冲击前的脆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特有的人口结构决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很难在短期内得到释放，而危机时期的挽救措施反而要加大这一产业的比例，以促进就业。相应地，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因为高于劳动力均衡价格的“保护”政策往往会遭遇企业主们的变相处理，其实施效果常常会被大打折扣。这意味着真正有效的劳动力权益保护需要提高劳动力均衡价格，这样劳动者的所得才会实质性提高而不会被企业主打折处理。但这一均衡价格的提高往往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运营成本的增高，在很大程度要么意味着该类型企业成本竞争力的削弱，要么意味着企业必须有更大的技术或资本的投入以保持市场竞争优势。

　　鉴于中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意味着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跃升，这指向的其实就是中国未来的人力资本均衡价格的提升以及相关企业的产业升级。前者意味着国家必须加大对各类教育的投资，后者意味着企业整体竞争力的升级。

　　对比各国整体教育水准与平均收入水准就会发现，这两者呈很大的正相关关系。其内在逻辑是，国家教育投入的增大以及覆盖面的拓展会大大提高劳动力职业的复杂程度，这意味着劳动力与其他谈判力的提高，进而提高劳动力均衡价格。但中国存在地域差异并且人口众多，因此，针对劳动力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必须分布进行。前者尽量覆盖面广，以期提高全国整体劳动力的平均水平，后者则要有针对性和集中性，与不同地域间的产业转移做配套安排。

　　首先是实现第一梯队地区的产业继续升级，因为收入导向的原因，这些地区在吸引高级人力资本上存在优势。通过主动性产业转移，这些地区可以摆脱单纯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化，这一过程伴随的是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与企业自主创新的增多，相应的金融体制也必须完善，以加速这一过程。而第二梯队则可以部分承接第一梯队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解决就业问题。相应的职业教育投入可以集中在第二三梯队地区。同时放开第二三梯队地区的诸多经济管制，尤其是金融类管制，以加强其经济活性，加大自主创业民营经济在该地区的比例，分化部分非就业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