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涛

　　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收容遣送”告别了历史舞台。不料，已无合法身份的“收容教育”却还好好地活着。

　　2008年12月29日的《南都周刊》报道，身为某报社产经新闻部主任的傅桦因两年前的两篇报道，在长春市看守所度过了刻骨铭心的28天，历经侦诉审三次取保候审的漫长煎熬，至今仍以待罪之身，等待法院随时可能到来的审判。令我感兴趣的是，两年前和傅桦一起去采访的报社同事姚春，2007年3月，因嫖娼被处收容教育6个月。说实话，如果不是这篇新闻报道，身为法律人的我仍对收容教育知之甚少。查相关法律，才知“收容教育”诞生于1991年，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规定：“对卖淫、嫖娼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随后在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规定：“对卖淫、嫖娼人员，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罚外，对尚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决定收容教育。”

　　不过，“收容教育”跟“收容遣送”一样，早已失去法律依据，是无根的浮萍，理应随着收容遣送一起寿终，怎么还能苟延残喘活着呢？且容我细细道来。

　　收容教育的期限是六个月至二年，并且是将卖淫、嫖娼人员置身于特定场所强制劳动，这明显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1991年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不是法律，其限制人身自由的规定，与《立法法》的上述规定相冲突，随着《立法法》的出台，这一规定理应失效。而且，《立法法》还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因此，国务院于1993年制定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也与《立法法》相冲突，也理应自然失效。

　　不仅如此，收容教育制度与2005年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相冲突。《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这充分说明，法律对于卖淫、嫖娼的处罚仅限于罚款与拘留，并不包括“收容教育”。无论是《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还是《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都不能违背法律的规定，再行对卖淫、嫖娼人员加重处罚。而且，对卖淫、嫖娼人员除了罚款、拘留外再进行“收容教育”，也违背了行政法的“一事不两罚”的原则，是两重处罚。对于同一件事情，进行两次处罚，并且后一处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收容教育”情何以堪？

　　从法理上讲，无论是卖淫还是嫖娼，尽管违背了公序良俗，在道德上应当谴责，法律也规定要进行处罚，但毕竟，这种行为是属于“无受害人的违法行为”，没有对他人、社会造成直接和重大的影响，动辄对他们处以长达六个月至二年限制人身自由的收容教育，这明显罚过于罪、罪刑不相当。要知道，即使是构成犯罪的故意伤害，如果致使他人轻伤，那也只须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且实践中往往判处缓刑。难道两个不道德的男女进行了一个以金钱为媒介的性交易，社会危害性会超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犯罪行为？

　　而且，由于收容教育是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并不需要司法审查，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监督，阳光无法透入。因此，它对公民权利造成了巨大威胁，随时可能吞噬公民的人身自由，而给个别不法警察带来发财机会。最近，在网上风行一篇《捞一个“嫖客”的经历》的博客文章便透露出了其中的猫腻，作者称，他的一位朋友在某地嫖娼被抓，为了将他捞出来，作者经过曲折经历，终于在花费了12万多元后，在某收容教育所将朋友带出来。我们无从知晓此事真假，但是，从诸多网友跟帖表示也有过类似经历可以看出，“收容教育”成为个别警察敛财的工具当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上，不合理的制度加上程序上的不健全，迟早会成为某些掌权者的牟利工具。

　　据悉，新一轮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改革已将劳动教养的改革提到议事日程，我们期待，收容教育也尽快寿终正寝！(作者系江西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