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宁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七条综合性政策举措(详见昨日早报A4版)，专门扶持大学毕业生就业。温总理在会议上明确强调：“必须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首位。”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始于2001年，经逐年积累包袱越背越沉。去年下半年起国内实体经济受全球“经济寒流”侵袭，全社会存量和增量就业岗位大量减损，致使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雪上加霜。此前人保部曾预测，今年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达2400万，其中包括700万高校毕业生(含往届)。

　　就业乃民生之基，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中央政府有如此鲜明态度，出台前所未闻的政策举措，对正在辛苦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以及他们的家长是实质性的利好，值得社会肯定。

　　早报评论员把“国七条”视作政府为大学毕业生就业开辟“前路”，抑或说政府为扶持大学生就业开“小灶”。开“小灶”并非说其他就业人口只能吃“大灶”，而在于大学毕业生就业有其特殊性。显而易见，众多学生家长省吃俭用甚至举债供子女完成学业，是把上大学作为改变子女包括家庭命运的“巨额投资”的，因而，毕业生本人包括做家长的都希望子女能尽快找一份理想的工作，而如果毕业等于失业，对毕业生本人、家庭乃至全社会，心理冲击实在太大。另外，虽说高等教育在国内已进入大众教育阶段，但以大学生在全部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计，中国依然属于“第三世界”，所以，量身定做之“国七条”，把这个社会群体的就业置于就业工作之首，符合社会心理预期，当能被全社会理解和支持，也符合优质人力资源率先人尽其才的市场原则。

　　有了“国七条”开辟“前路”，还需要大学生们针对现状改变观念和想法，许多在大城市找工作无着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到基层到外地工作的可能性会明显增高。现在的问题是，各级政府如何把针对全国现状所制定、因而相对原则的“国七条”，迅速予以充实和细化，破解把可能性转化为可行性的有形无形障碍，真正打通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道路。早报评论员所指的“打通”，专指“能下也能上”，即为将来满足“能上”条件的经历了基层锻炼的大学毕业生预留一条“上”的“后路”。恰恰是这条与“前路”同样重要的“后路”，目前的政策很不清晰。举个例子：“国七条”之第二条规定，“对企业招用非本地户籍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直辖市以外的各地城市要取消落户限制。”这条政策的确有很大突破，但却很模糊，至少没有明确这是长期政策还是权宜之计。假如系长期政策，那么意味着大学毕业生就算眼下未能在大城市就业而选择了去基层，经济形势好转后，他们仍有机会到大城市谋职并顺利落户。若政策只系权宜之计，那么推动大学毕业生先去县城以下基层就业的作用就相当有限。而置于公共政策首先要讲社会公信的角度，不管是长期政策还是权宜之计，政府都有责任事先讲清楚。

　　众多大学生希望在大城市工作，就人力资源配置的角度而言，有其盲目性与不合理性，但从心理学与社会现实角度而言，又有其合理性——每个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有梦想，都想在事业发展上拥有一片广阔的空间，相对应的是，大城市确实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因此，推进大学生去基层、去中小城市、去中西部工作，是一种现实合理性，但就个人选择而言，我们还是应该在户籍、人才流动、社会保障等政策上，给他们保留充分“想象”的空间——如果在基层的发展不如预期，还是可以选择重新回到大城市的。概而言之，整个社会的人才流动机制应该更透明，更润滑，无论第一步选择在哪里工作，未来的发展空间都是一样的。

　　总而言之，倘若保“八”可期，今年新增900万个岗位就系“刚性岗位”，相对于其他就业群体，700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优势还是明显的。扎实推进这件事，关键是既要为大学毕业生开辟“前路”，更须为他们留有“后路”。就现实而言，“国七条”也好、《社会保障法(草案)》也好，都为润滑人才流动机制做了很好的努力，但要做的事情，依然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