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大焕

　　中国民政部副部长姜力9日说，为妥善安排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中央财政下拨90多亿元人民币，为7400多万城乡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补贴对象为全国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象、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等。其中：农村低保对象和农村五保对象每人100元，城市低保对象每人150元，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建国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建国前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每人180元。

　　首先要为这个“中央红包”大声叫好！它意味着民众期待已久的由国家财政给困难群体发红包已经首次在中央层面得到实质性的推进，对今后和地方的政府行为具有强烈的导向和示范作用。此前，包括中国香港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向民众发红包的实践，有的是为了帮助困难群众渡过经济难关，有的是一项长远的制度安排，体现国家在垄断性资源或者在超额税收中“与民共享”或将其返还民众的“藏富于民”精神。我国部分城市和地方政府也已采取了类似做法，如成都市给困难群体发放每人100元消费券，东莞给低收入群体发放“千元红包”。

　　中国古代就有“国者，民之利也(即国家是为民众谋福利者)”，这种思想也与现代国家的公民纳税理论互相呼应——公民向国家纳税，就是为了购买国家的安全、平等、自由、社会保障等秩序，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体现为一项制度性安排。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爱因斯坦也说过：“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国家应是我们的仆人，我们不应该是国家的奴隶。”

　　这方面的思想后来成为一项经济学“社会分红”理论，被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所提出。再后来，“社会分红”和“税收返还”被作为“反周期性经济波动”的政策工具，称其能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消费的作用。最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也建议，给中国的每一个公民发放100元人民币购物券，以刺激消费。在当前经济萧条、失业加剧，而中国政府2008年财政收入达到6万亿元、且中央政府财收占了其中大部分的情况下，中央拿出90多亿元，并不算多。

　　我相信中央政府拿出90亿元，其导向意义比实际意义更大。期待各级政府能够及时跟进，并且把“红包”做得更大、覆盖面更广一些。日本总务省在上月20日公布的总额高达2万亿日元的定额补助金发放方案中，发放标准为每人发放12000日元(约750元人民币)，65岁以上和18岁以下者多发放8000日元。其发放对象除了特别照顾老人和儿童，还扩大至所有长期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共约有1.29亿人。

　　我国政府红包的发放对象，除了低保等对象，还应该发放到所有60岁以上的城乡老人，以及数千万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留守老人手中。据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教授及其26人团队的调查表明，农村留守老人全年获得子女供养少于500元的，已经高达76%。这个标准，已经低于我国原本就低得可怜的贫困人口标准(2005年至今每人每年652元，联合国标准为人均消费每人每天1美元)，说明养儿防老在中国已经不再现实。中国农民长期被排斥在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将农村60岁以上老人全部纳入政府红包对象，尤显迫切。红包的大小，也至少应该以不低于国内贫困人口标准为宜，并且将其作为一项长期的制度。

　　(作者系《中国保险报》评论主编)